编者按

2024年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陈嘉庚先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一生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不朽贡献，被毛泽东同志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一生爱国、创业、兴学，他的实践和精神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嘉庚精神”。

为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传承弘扬“嘉庚精神”，本公众号特精选出本刊发表的9篇相关文章，进行专题推送。欢迎大家关注!

2021 年是新加坡著名侨领、驰名海内外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陈嘉庚逝世六十周年。在中国，他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早年下南洋谋生发展，但他始终不忘祖国和家乡，其“实业救国”和“教育兴国”的故事及精神不断为中国人民所称道。2014 年，陈嘉庚诞辰140 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时指出，陈嘉庚先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

在心系祖国、报效桑梓的同时，陈嘉庚也不忘侨居地新加坡，为促进新加坡的经济、教育和社会发展不遗余力。虽然建国后的新加坡为培养国家意识形态，一度将陈嘉庚等新加坡华族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进行了边缘化处理;但随着国家政权稳固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中新两国关系稳步向前，华侨领袖在新加坡历史上发挥的作用重获肯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于2008 年公开指出，陈嘉庚与李光前翁婿二人待人以诚和不屈不挠的风范至今仍具影响力，他们“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更值得现代人追思和学习。近十余年来，陈嘉庚的名字和肖像更是频繁地出现在诸如媒体、纪念馆、地铁站和纪念钞等新加坡各类公共话语领域中。

中国学界对陈嘉庚的研究一直较为关注且取得了一定成果。现有研究从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视角，重点探讨了陈嘉庚在抗战救国、教育兴国和民族振兴等方面的历史功绩，并对陈嘉庚的精神理念及其内涵进行了较深入的挖掘。但目前该领域研究也存在“关注点单一”“内容同质化”“研究趋向‘国内化’”“问题意识待加强”和“研究方法待革新”等不足，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结合计算机辅助分析和人工解读相结合的文本研究方法，聚焦近些年来中新两国主流媒体关于陈嘉庚的报道，比较两国媒体当代陈嘉庚叙事的异同，并从国际传播的视角，思考两国的陈嘉庚媒介话语对推动两国关系、促进两国人民民心相通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对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启示。

一、研究设计与数据呈现

（一）数据来源

从研究的可行性和文本的代表性出发，本研究以2010—2020 年中国《人民日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数据作为研究数据来源。《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主流媒体之一。《联合早报》则带有新加坡国家机关报性质，其新闻报道及言论非常强调新加坡国家意识。因此，两国报纸对陈嘉庚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新两国对陈嘉庚的官方叙事和形象建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国人民对陈嘉庚的认知。

本研究对《人民日报》相关文本的收集主要依托《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对《联合早报》相关文本的采集，主要依托的是基于该报官方网站，通过数据抓取技术自建的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通过关键词搜索和人工筛选的方式采集两报2010 年1 月1 日至2020 年12 月31 日所有提及陈嘉庚的报道，以句为单位，共获取数据为《人民日报》201 句，《联合早报》567 句。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解读和以共现词网络分析为基础的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方法。共现词网络分析法借鉴了社会网络分析的思路和过程，对文本中的关键词共现频次进行统计，并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将这些词彼此相关的网络呈现出来，共现词网络内节点之间的连线可以反映主题内容的亲疏关系。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来看，关键词可以被看作是关系网络中的节点，其共现现象则由节点与节点间存在的直接联系来体现，这种联系即网络中的边。该方法常用于文献计量学，以探讨论文关键词反映的主题、知识结构和规模等信息。本研究尝试将该方法运用于新闻文本分析，通过新闻文本中的关键词及其共现词网络搭建，呈现新闻文本的词语使用、词语关系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文本的整体叙事和意义表达。

具体而言，本研究将陈嘉庚报道文本中的词语作为节点，节点与节点之间的两两直接联系构成词语之间的共现关系。例如在“爱国华侨陈嘉庚落叶归根”一句中，通过分词可得“爱国”“华侨”“陈嘉庚”“落叶归根”四个词语作为节点，四个词语的相互前后联系形成边，形成四个词语构成的共现网络，由此再对共现词文本和网络进行剖析。

（三）研究过程

1. 共现词矩阵的构建

在收集并筛选出研究文本后，研究通过编程(Python)环境下的分词组件(jieba)分词，去除停用词并对数据集本身做针对性调整，以保证数据结果的完整性。此外，针对部分专有名词可能会在默认分词词典中被切开的情况，研究也自定义更新了分词词典，并在分词完成后，导入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形成共现词矩阵。在清洗掉与“陈嘉庚”无直接联系的词语(即该词语与“陈嘉庚”一词的“边”为0)和联系仅为1(“边”为1)的词语后，分别构筑《人民日报》与《联合早报》的共现词网络矩阵。

2. 整体网络分析

通过社会网格分析软件计算两报“陈嘉庚”共现词网络的整体分析结果如表1 所示。

通过整体网络分析可见，《人民日报》的共现词网络节点数明显少于《联合早报》，但边数多于《联合早报》，整体网络密度及词汇间的连接密度显著高于《联合早报》。这说明，《人民日报》描述陈嘉庚的词语较少，且描述词语被反复使用，而《联合早报》用于表述陈嘉庚的词语则相对丰富。

3. 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是描述共现词网络中心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衡量的是某一节点在网络中的相对重要程度。本研究从点度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这两个指标进行中心性测量。点度中心度是网络分析中刻画节点中心性的直接度量指标，若一个词语与很多其他词语有直接联系，那么该词语就相对重要，即拥有更高的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刻画的是某一节点担任其他节点之间联系的中介能力，在本研究中，一个词语的中介中心度越高，说明该词语控制其他词语之间关联的能力越高，该词语的影响力越大。通过计算上述两个指标反映主要词汇的中心性，各指标排序前15 的词汇如表2 所示。

在《人民日报》的陈嘉庚共现词网络中，高点度中心度的词汇，即用于重点关联陈嘉庚的词汇包括“侨领”“领袖”等描述身份的名词，以及“新加坡”“抗战”“南洋”“回国”等涵盖其空间足迹和事迹的词。在中介中心度中，“领袖”“青年”“科学奖”“厦门”“毛泽东”等词排名上升，“领袖”一词控制了陈嘉庚与其他词语的关联能力，表明“领袖”一词在对陈嘉庚的描述中有重要影响力;“青年”“科学奖”则反映出“陈嘉庚科学奖”与“陈嘉庚青年科学奖”是纪念陈嘉庚的重要中介;“毛泽东”一词亦占据《人民日报》对陈嘉庚报道的重要信息流动节点，表明该报报道中两位人物名字常同时出现。

在《联合早报》的共现词网络中，高点度中心度词语除了反映陈嘉庚身份、空间足迹和事迹的词语外，新加坡先贤(如“李光前”“陈六使”)的名字常与陈嘉庚发生联系;“吾庐俱乐部”“华社”等词突出陈嘉庚在历史和当代语境下与新加坡华人社团组织的紧密关联;“教育”“华侨中学”“厦门大学”显示该报关注陈嘉庚的教育贡献。在中介中心度中，“历史”“华侨”“陈六使”“参与”等词排名上升，“历史”“陈六使”表明陈嘉庚与其他新加坡先贤的历史事迹在该报较为突出;“华侨”“参与”占据报道的重要信息流动节点，表明该报在陈嘉庚报道中对其华侨身份与社会参与的重视。

4. 聚类分析

在共现词网络分析中，常进行聚类分析以研究共现词分类。本研究中的聚类分析将两份报纸中的陈嘉庚报道共现词进行分类，比较两份报纸报道聚焦的主题。本研究通过计量分析软件(Bibexcel)，从两份报纸涉及陈嘉庚的语句中选取了词频前60 位的词语进行聚类分析发现，词频前60 位的词语网络覆盖面较大，网络规模适中，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基于此，研究使用可视化数据分析软件(Gephi)构筑共现词并进行对比(如图1)。

将共现词网络导入SPSS 26.0 进行聚类分析，得到两报共现词网络聚类结果分别如图2 和图3所示。《人民日报》的陈嘉庚报道主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五类：一是“延安”“毛泽东”等词聚类，讲述了1940 年陈嘉庚回国考察的历史事件;二是“爱国”“华侨”等词聚类，描述了陈嘉庚的爱国华侨身份和社会地位;三是“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等词聚类，讲述了陈嘉庚的抗日事迹;四是“厦门大学”“教育”等词聚类，讲述陈嘉庚的教育事业;五是“研究院”“歌仔戏”等词聚类，呈现当下科教文化领域对陈嘉庚的纪念(即陈嘉庚的后世影响)。而《联合早报》的陈嘉庚报道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类：一是“华社”“贡献”等词聚类，讲述陈嘉庚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及其华社领袖的地位;二是“橡胶”“华商”等词聚类，呈现陈嘉庚的实业家形象;三是“抗日”“怡和轩”等词聚类，讲述陈嘉庚在新加坡领导抗日的社会活动经历;四是“华侨中学”“厦门大学”等词聚类，关注陈嘉庚的教育贡献。基于上述结果，笔者将结合具体文本，对中新两国主流媒体陈嘉庚叙事的当代建构做进一步讨论。

二、研究发现与比较

前文数据显示，中新两国主流媒体叙事都塑造了陈嘉庚作为华侨典范和社会领袖的形象，其一生所倾心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创办厦门大学及其在抗日活动中的贡献是两国媒体叙事主题的交汇空间。但研究也揭示了两国陈嘉庚叙事的当代建构存在明显差异。

（一）中国：爱国主义视角主导下的陈嘉庚叙事

“爱国华侨/ 侨领”是《人民日报》对陈嘉庚身份的基础表述，爱国主义是其陈嘉庚叙事的核心视角。陈嘉庚的爱国主义在该报叙事中主要体现在抗日救国和教育救国两大方面。

1. 抗日救国叙事中的爱国华侨/ 侨领陈嘉庚

在抗日救国行动中，陈嘉庚作为星马福帮及华社领袖，出钱出力，积极参与并领导星马华侨为祖国筹款抗日。在此类叙事中，《人民日报》注重采用典型事例叙述的方式，重点讲述了成立于1938 年10 月，由陈嘉庚担任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组织开展的募捐活动，以及号召南洋华侨机工回国参战，在滇缅公路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物资的事迹。其中，由南侨总会发起、陈嘉庚亲自率领的南洋华侨慰劳团于1940 年回国考察之事更受到特别关注和细节刻画。其中，对蒋介石铺张浪费的宴请和毛泽东节俭款待的比较叙事反复出现，还被用作号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廉洁奉公、保持优良作风的典型事例：“一顿饭，陈嘉庚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山沟里的党’与人民的水乳交融，看出了这个党质朴廉洁作风中蕴含的远大志向。一顿饭，陈嘉庚做出一个判断：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2. 教育救国叙事中的教育家陈嘉庚

一直以来，陈嘉庚作为教育事业家的形象深入人心，其毕生在教育方面的贡献不胜枚举。在近些年《人民日报》的叙事中，陈嘉庚在祖国兴办教育，如1912 年筹办集美小学，之后陆续创建中学、师范以及集美水产航海、商科、农林教育，形成集合各类学校与公共机构的集美学村等事迹，仍旧是报道重点，被置于振兴中华民族的宏大政治历史语境中讲述。尤其是1921 年，陈嘉庚先生“于民族危难之际，抱‘教育为立国之本’信念，创中国第一所华侨独资大学……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树起一面教育兴国正正之旗”，“以自身行动倡导爱国精神、家国情怀，提倡培养‘伟大人格之人’”的典型事例，被较多提及。但该报对陈嘉庚在南洋的办学经历却较少提及。

3. 当代纪念叙事中的陈嘉庚符号

除了在历史语境中的陈嘉庚叙事，《人民日报》还注重挖掘当代陈嘉庚纪念活动的时代意义。在此类叙事中，陈嘉庚及其精神被符号化为激励后人进步、寄托后人崇敬与追思之情的社会活动或文本。文本数据显示，“陈嘉庚科学奖”和“陈嘉庚青年科学奖”的颁布在当年(如2014、2016 年等)报纸中多有报道，甚至还被置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思想，努力开创科技工作新局面”的特定语境中。歌仔戏《陈嘉庚还乡记》等纪念文本也“用文艺的形式和生动的故事，让人们走近陈嘉庚。”该类叙事并非简单记录，还发挥着“关注当下、观照现实，传递时代的精神与高远的价值追求”的作用。它们搭建了历史与当代的勾连，将陈嘉庚的历史故事和伟大精神作为重要社会遗产来传承，以唤起中国民众对陈嘉庚的集体记忆，促进其精神的当代存续与弘扬。

总体而言，《人民日报》的陈嘉庚叙事体现出较强的“爱国主义”导向，是中国官方陈嘉庚叙事传统的延续，重在对内发挥陈嘉庚这一典型人物的榜样力量和模范作用，激发国人对榜样人物的崇敬和爱戴，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争当新时代的奋斗者和追梦人”。而在2019 年“两会”报道专栏“两会声音”中，该报对“华侨华人，特别是新生代，要以陈嘉庚为榜样，传承和发扬他的爱国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祖(籍)国的发展加油助力”的声音给予了关注，显示陈嘉庚爱国精神凝聚华侨华人(新生代)的力量受人瞩目。

（二）新加坡：奉献社会视角主导下的陈嘉庚叙事

《联合早报》当前的陈嘉庚叙事主要基于奉献社会的视角，站在新加坡的国家立场，重在讲述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新加坡先贤对该国所做的历史贡献及其当代社会价值。

1. 华社社会活动叙事中的侨领代表陈嘉庚

《联合早报》集中讲述了陈嘉庚作为华社领袖，积极维护南洋华侨利益、促进新加坡社会进步等事迹。“陈嘉庚作为华社领袖，从华人社群出发，展现对新加坡社会的关怀。”接任怡和轩总理后，陈嘉庚超越帮派藩篱，团结新加坡华社，使“怡和轩走出闽帮疆界，门户广开，成为超越帮派和籍贯，极具社会声望的侨商俱乐部”。此外，该报还关注陈嘉庚以俱乐部为中心，支援中国抗战、领导南洋华侨抗日救亡、在战争中保卫新加坡等贡献，更展现了他与“李光前”“陈六使”等其他华族先贤为新加坡社会做贡献的事迹。此类叙事使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新加坡先贤重回大众视野，有助于改善“由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新加坡人对陈嘉庚的社会贡献‘仅存在于老一代国人的记忆中，深入了解陈嘉庚事迹的年轻人凤毛麟角’”的局面。

2. 教育事业活动叙事中的教育家陈嘉庚

《联合早报》对陈嘉庚兴学事迹的报道，聚焦其在华侨教育和新加坡当地教育事业方面的贡献。此类叙事强调陈嘉庚坚信唯有教育才能改变华人未来，投入重金创办华文学校，兴办华侨教育的事迹，传递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兴盛，陈嘉庚功不可没”的思想。“推动及协办道南、爱同以及崇福等小学的陈嘉庚，凭着远见和开拓精神，发动华社筹办华侨中学，过后也持续出资支持华侨中学的发展。”在1929 年担任福建会馆领导人后，他改组会馆，提倡移风易俗，摒弃封建陋习，“号召将游神耗费的大量资金，转用于发展教育事业。”除了在南洋地区的教育事业，该报也大量介绍了其在中国兴办教育的事迹，对其教育事业的叙事相较《人民日报》更加完整：“陈嘉庚不仅在本地开办华侨中学、南洋女子中学校，以及福建会馆属下多所学校，对英华中学、莱佛士书院等英校，也给予支持……在中国不但创办福建厦门大学，也振兴家乡集美村的教育。”

3. 商业经营活动叙事中的实业家陈嘉庚

作为新加坡最早从事树胶种植、买卖和制造的人之一，陈嘉庚被誉为“橡胶大王”，是新加坡实业家的先驱。他的商业经营成就和企业经营之道是其传奇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人民日报》，《联合早报》在这方面呈现的陈嘉庚形象更加丰满。通过对陈嘉庚兴办实业(如经营橡胶公司)、报业(如创办《南洋商报》)等活动的讲述和对其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讨论，该报塑造了陈嘉庚有远见、敢冒险、勤开拓的成功社会实业家形象。而为中国人所不甚了解的陈嘉庚办报经历，则在该报得到了较多呈现，内容涵盖其办报要“促进实业、灌输实业原理、激励教育成长、维护华社利益”的愿景，“报章应结合商业和文化，以商养文，才能不断发展”，“华文报章应采纳横排，便于阅读”等理念以及该报与《星洲日报》在非自然情况下合并成《联合早报》的历史等，凸显了星马社会一个较全面的陈嘉庚形象。

4. 当代回归叙事中的陈嘉庚精神

《联合早报》对陈嘉庚精神的历史传承，尤其是当代回归颇为重视。这主要体现在该报对当代新加坡社会举办的各类陈嘉庚相关纪念活动的报道和评论上。例如，由“陈嘉庚基金会”与“吾庐俱乐部”联合主办的“纪念新加坡开埠文化讲座系列”等活动就得到该报高度关注和密集报道。而“一批又一批年轻学生定期到先贤馆聆听新加坡先驱人物，诸如陈嘉庚、林义顺、陈六使、李光前等人的故事”等社会常态活动也时有见报。该类叙事还重视探索陈嘉庚精神对当代的引领。例如，该报2019 年采访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王赓武的报道指出，陈嘉庚“是把企业精神与儒家道德社会责任相结合的典范……如果新加坡人都拥抱陈嘉庚的这种精神，新加坡就会有更杰出的表现”。在新加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该报还专门刊文号召大众在社会面临困难和挑战时，发扬陈嘉庚精神共同渡过难关，指出“本地先贤陈嘉庚勇于开创、坚韧不拔的精神，可作为国人应对冠病疫情的重要启迪”，呼吁“政府与国人一起发扬陈嘉庚在为人处事办学方面的伟大精神，让新加坡百尺竿头，重新展翅高飞”。

总体而言，当前《联合早报》对陈嘉庚历史事迹的讲述覆盖面广、描绘细致、并将其置于错综复杂的时空环境、人际网络、社团组织和社会环境中，不仅突出其作为华社领袖、教育家、实业家的个人形象，而且集中呈现了新加坡建国先贤的群象及其社会贡献。此外，该报通过官方话语、专家话语和民间话语相结合的方式，传递了新加坡主流社会“呼吁国人积极效仿陈嘉庚精神”、“把陈嘉庚精神推向世界”的声音。

三、研究讨论与结论

陈嘉庚是中新两国共同纪念的重要历史人物，其精神时至今日依然激励着两国人民前行。从国际传播的视角看，他是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天然纽带，是促进两国交流、增进两国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但就本研究已有发现而言，当前《人民日报》和《联合早报》代表的中新两国主流媒体在陈嘉庚叙事的当代建构中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这或将在两国之间树起一道无形屏障，直接影响两国人民对陈嘉庚形象的相互认同，从而产生传播隔阂，阻碍共识达成和民心相通。因此，对中国方面而言，我们应该从加强对话、培育共识、促进认同的国际传播视角，积极发现并认识差异，主动寻求突破，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外讲好陈嘉庚的故事，搭建好中国与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的沟通之桥。

（一）重视差异，突破陈嘉庚叙事的传统内宣模式

中国的陈嘉庚叙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呈现出相对稳定和连贯的特征。陈嘉庚的爱国华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友人的形象一以贯之，深入人心，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且集中。《人民日报》的陈嘉庚叙事亦体现了这样的传统。这在我国历史上对塑造陈嘉庚的典型形象，弘扬爱国精神，促进政治认同，引领社会价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变迁和环境变化，这样的对内宣传模式不免显得有些单一和僵化，难以承担起与世界对话、融通中外的时代使命。

在网络无远弗届、边界日渐消融的新媒体时代，“传播全球化和数字化发展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国界，国际传播无论其传播主体还是客体都需要兼顾国内与国外”，“在全球化和泛媒化的双重作用下，国际传播从专业机构的专业行为变成了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日常活动”，因此，尽管《人民日报》不是我国传统意义上以外宣为专门职责的官方媒体，但作为中国最权威的主流媒体之一，其言论影响面广，其遍布全球的读者更是其思想和言论的重要传播者，可能对其内容和精神进行多级传播。因此，主流媒体的陈嘉庚叙事不能只考虑对内的社会功能，而应兼顾其对内对外的传播和影响力，树立对话和融通意识，重视其在沟通中外受众对陈嘉庚认知和情感方面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突破传统内宣思维讲述陈嘉庚故事的同时，主流媒体还应重视时代变迁对新加坡人的陈嘉庚认知和情感所带来的影响。历史上的新加坡出于新兴国家认同建构之需而将“陈嘉庚”话语敏感化和边缘化，导致年轻一代对陈嘉庚不甚了解。随着新加坡“华人公民身份认同转向”和“华人社会由‘落叶归根’的侨民社会向‘落地生根’的定居社会”的成功实现，当下新加坡的陈嘉庚话语借助诸如《联合早报》等大众媒体和其他话语形式再次出现在大众视线中。不同的是，当下的受众是已经建立起“新加坡人”这一明确身份意识和国家认同的人群。因此，尽管新加坡是华族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但以爱(中)国主义为核心的陈嘉庚叙事较难在当下的新加坡社会和人群中形成共鸣。我们唯有置身当下，做到从对象国的实际出发，主动理解，积极融入，才能以符合对象国认知和情感的方式，与时俱进讲好陈嘉庚的故事。

（二）加强对话，推动中外陈嘉庚媒介形象的共识叙事

由于时代、背景和立场等不同，人们对嘉庚精神的认识和理解亦有偏差。在新加坡，嘉庚精神历经“本土化”发展，淡化了其爱(中)国主义意识形态，传承了文化意义上的嘉庚精神，并将其中国情缘作为新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对此，我们有必要以超越两国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心态，积极对话，求同存异，深入挖掘嘉庚精神的普世价值，大力推动中新两国的共识叙事，扩大中新两国以陈嘉庚为纽带的交往空间，共同丰富超越国界的陈嘉庚形象。从漂洋南下的无名小卒成长为受人景仰的历史人物，陈嘉庚的成功与其个人特质密切相关。他身上所具有的精神是超越时空的，他的精神财富，如为人处世品格、毕生所表现出的学习热情和优秀才干，以及超越国界的奉献和服务精神等，都应该成为中新两国陈嘉庚媒介叙事的重要契合点和桥接点，为中新两国、东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华人社会所共享。

此外，陈嘉庚一生辗转于中国和东南亚等地，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也是中外文明的包容者和开拓者，为中新两国乃至东南亚的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挖掘中国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共同历史、共同价值的良好桥梁，是中国国际传播可以使用的天然资源。“这份资源的共同开发将有利于构建各国的华人认识，也有利于各国华人更积极、更合理地在祖国与南洋各国的双边、多边关系中扮演促进各方沟通互信的重要角色”。当前国际传播应“充分采用媒介化逻辑实现关系连接和情感共振，启动和激活国际传播资源”，嘉庚故事及嘉庚精神就是能实现中新两国乃至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关系连接和情感共振的重要触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国故事异彩纷呈，包罗万象，陈嘉庚的故事或许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但是，作为中国与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共同认可的重要人物，陈嘉庚“是那个时代中能动员广大东南亚华侨以政治和疏财方式援助中国抵抗外侮的惟一华侨领袖”，“亦是他时代中的惟一华侨，能将他的帮权、社会与政治力量汇凝起来，为促进并实现社会、区域及国家的利益而齐步努力”，其历史地位和桥梁作用不容忽视。因此，讲好陈嘉庚的故事对于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相互理解与认同，培育各国人民的认知和谐与民心相通，激发双方的共同情感和价值理念有着积极意义。尤其是在中外陈嘉庚媒体叙事尚需进一步融通的情况下，主动以开放心态、破壁思维和国际视角，寻求中外陈嘉庚的共识叙事显得尤为必要。我们应当充分调动国家、地方和民间的力量，加强顶层设计和资源整合，共同讲好中国与邻邦和世界共享的嘉庚故事和嘉庚精神。

摘自：杨颖、李方凌：《中新两国主流媒体陈嘉庚叙事的当代建构——国际传播视角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