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麻醉医师苏娃婷穿上厚重的防护服，在医院新冠肺炎患者专用手术室，为一名有新冠接触史的孕妇紧急剖宫产手术实施麻醉。90分钟后，手术顺利结束。苏娃婷抱着刚诞生的新生儿，笑得格外开心。这是她从澳门艰辛返汉后，进行的第3台三级防护下的手术麻醉。

一个多月前，34岁的澳门姑娘苏娃婷，一个人独自带着5岁儿子和2岁的女儿，从澳门辗转回到尚在封城中的武汉。第二天，她就返回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麻醉科。

在苏娃婷穿上防护服上手术台之前，不知哪位同事悄悄在防护服的后面，写上了“武汉媳妇——苏娃婷”七个字。

被同事称为“武汉媳妇”的苏娃婷，其实是土生土长的“澳门女儿”。她毕业于澳门濠江中学，考上武汉大学学医，硕士毕业后留在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麻醉科工作，同时又读了在职博士。她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一个在湖北当医生的澳门人。

身为“武汉媳妇”“澳门女儿”的苏娃婷，在朋友圈这样写道：“我有两个家：娘家在澳门，婆家在武汉。娘家和婆家一样美，我都要保护好她。”

被困澳门的“武汉媳妇”

2020年1月22日，已经两个春节没回澳门的苏娃婷，带着2个孩子从武汉飞到广州，在那里汇合了在深圳开会后赶来的先生雷少青，一起回澳门过年。他们俩是同行，也是同事。

1月23日凌晨，苏娃婷夫妇看到了武汉“封城”的通告。武汉疫情大爆发，让本想开开心心回娘家过年的苏娃婷，心情整个被医院、被武汉的疫情牵住了。

眼见着武汉抗疫告急，她开始和先生商量回武汉上班的事。可是武汉已经封城，虽然他们俩是医生，想办法可以回去，但孩子回不去。把孩子留在澳门，苏娃婷的父母本身也在上班，无暇照顾。怎么办?俩人商量下来，决定先生雷少青先回去抗疫，苏娃婷带着孩子找机会再回去。于是，在1月30日，先生雷少青先回武汉上班了。

困在澳门虽然多了时间陪父母家人，可是苏娃婷时刻牵挂着武汉：那里有她深爱的亲人，还有放不下的病人。“回武汉的决定跟父母说了，他们不同意，更不同意我带孩子一起走，但是我很坚决。”

可是，通往武汉的交通断了，苏娃婷始终找不到回武汉的方法。飞机断航，，她反复预订从珠海出发的高铁，想曲线回武汉，结果不是订不上，就是被改签。

三月中旬，她终于订上了3月16日珠海——岳阳的高铁票。

“临走前一天晚上，妈妈一直跟我聊。我知道她的意思，她不想我走，回武汉太危险了。如果实在要回去，就把孩子留下，他们想办法带。我跟妈妈说，站在母亲的角度，我要照顾我的孩子;站在医生的角度，我要照顾我的病人。这两个身份，都是我的职责。”

就这样，怀里抱着2岁的女儿，手里牵着5岁的儿子，苏娃婷上了高铁。一路上不上厕所，不吃东西，只给孩子喝牛奶。

列车快到岳阳站的时候，她找到列车长，说了自己的情况以及目的地是武汉。列车长经过请示，答应在武汉站停车。

54天之后，“澳门女儿”苏娃婷终于回到了她武汉的家。

穿上白大褂我就不恐惧了

回武汉的第二天，苏娃婷就迫不及待上班了。她所在麻醉科手术室，科室、门诊、急诊室等都会送需要手术的病人过来。有的危重病人根本来不及做排查，也不知道是不是新冠肺炎感染者。

苏娃婷说，麻醉医生最危险的工作，是为新冠病人做插管治疗。疫情期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麻醉科夏中元主任组织了10多人的“插管小分队”。苏娃婷的同事，在医院本部和新冠肺炎重症收治点东院区，为近百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实施了风险极大的插管治疗，挽救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

在滞留澳门期间，苏娃婷每天在科室微信群里，关注着同事插管救人的信息。每一次插管成功，她都会为同事喝彩加油。只不过，她没想到，自己也有机会穿着防护服给病人紧急插管。

3月17日，轮到苏娃婷在麻醉科值夜班。半夜两点多，科室会诊电话突然响起：神经内科监护室一个重症病人病情恶化，紧急需要抢救性插管。求助的神经内科医师专门嘱咐：这个病人刚送来，新冠还未排除，要做好防护。

苏娃婷说，插管是麻醉医生的基本功。之前她也经常碰到这种紧急抢救插管，最多一次她一个晚上插了5个。但疫情下的这一次，格外特殊。

穿好防护服、带上插管箱，她忐忑不安从麻醉科赶往另外一栋楼的神内ICU。查看病人生命体征、评判插管指征后，苏娃婷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给这位命悬一线的病人建立起气管通道机械通气。很快，病人的生命体征基本恢复平稳。

“我从前期负责新冠病人插管的同事身上学到很多”，苏娃婷说，每次插管留给麻醉医生的时间只有15秒，所以动作要快、准、狠。病人在生死边缘的時候，其实求生欲是非常强的，麻醉医生要帮他们争取时间抢救生命。

第二天，远在澳门的父母从苏娃婷朋友圈看到这次惊心动魄的抢救，关切地询问她。苏娃婷说，虽然回想起来会有点后怕，但是只要到了科室，穿上白大褂，就不再有任何恐惧。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不会考虑那么多。“自己做的每件事，都是出于医生的本能，就是赶快救人。”

“她是濠江中学的骄傲”

每天出门上班，苏娃婷口袋里至少带着一块巧克力，还要是黑色的、带点苦味的。

“麻醉医生的工作强度很大，每天工作都是披星戴月，天刚亮进手术，下班后基本天黑了。我从小就低血糖，如果体力透支厉害，会突然晕过去。所以我上班前要吃一块黑巧克力，口袋里还要放几块。”苏娃婷说。

4月15日，苏娃婷负责麻醉的一台神经外科手术，持续了16个小时。“这几块巧克力，救了我的命了”，她笑着说。

在抗疫一线，安全防护是每天必须要做好的事，也是最折磨苏娃婷的。

“我是过敏性体质，N95口罩、护目镜戴一天，脸会过敏红肿，要一边吃过敏药，一边继续戴。我们跟未排除新冠的病人接触，一定要穿防护服，穿两个小时，里面衣服就全湿透了。有时在湿气里密封太长，身上皮肤都被泡白了。”

辛苦、危险，为什么还是要当医生?

“我读大学的时候，报临床医学专业的决定很坚决。因为在2003年SARS时候，我无意中看到隔壁班一位同学自己在那哭，她的家人患SARS病逝。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想，如果我是医生，我就能救病人，当医生的念头在那一刻就定下来了。”

2006年，在澳门濠江中学读书的苏娃婷即将高三毕业。填写志愿时，她查阅了内地有医学专业的前十名高校，最后选了武汉大学。2013年6月，苏娃婷从武汉大学临床麻醉专业硕士毕业，以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麻醉科，成为医院唯一的澳门籍医生。之后，苏娃婷继续攻读科主任夏中元教授的博士，在医学追求上义无反顾。

“为什么不回澳门当医生?在澳门收入起码比在武汉收入高几倍啊?”苏娃婷被无数次问到这个问题。“我如果想钱的事，就不会去当医生。留武汉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实现我的个人价值。我想，既然选择当医生，很重要是接触病例。澳门人口少，病例也少，这对医生水平提高有限。我想成为医学大师，不想成为平庸的人。当然，如果澳门需要我回去帮助，我也会义不容辞。”

濠江中学副校长陈虹介绍，作为澳鄂大专人士协会理事，苏娃婷致力于湖北宜昌和澳门中小学的文化交流，曾带着100多名的宜昌学生来澳门参观世界遗产，感受澳门回归的变化。苏娃婷还和澳门义工一起，走进湖北枝江、兴山，开展扶贫、助学、探访活动。

陈虹说：“我为苏娃婷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我们濠江中学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是非常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她是一个榜样，后面的学生会向她看齐。”

苏娃婷还热心社会公益。疫情困守澳门期间，她和濠江中学一起努力，为武汉募捐了价值超过十万元的口罩、防护衣、手套等医疗物资。

“我要努力扮演好每一个角色”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外地读书、异地成家、前线抗疫，苏娃婷时常被家人担心。

“当初报武大的时候，家人就不太赞成，怕我万一到了内地成家立业，不回澳门了怎么办?结果呢，家人的担心全部都兑现了，哈哈!所以我现在就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担心。我在内地、在武汉很好”

2012年暑期，苏娃婷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麻醉科实习，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先生、麻醉科同事雷少青。“他是武汉当地人，从香港大学博士后毕业的。认识之后他告诉我说，看到我第一眼，感觉就像王菲歌里唱的那样：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缘分就这样不期而至。2013年，苏娃婷结婚了，成了一个地道的“武汉媳妇”，2014年，他们的儿子出世了。“我现在很幸福，因为我做的，是我喜欢的事情。一个人只有热爱她做的事，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热情，我现在就是。”

在澳门时慢性子、文文静静的苏娃婷，经历了14年的武汉学习、工作、生活的磨练之后，变成了一个急性子、风风火火的人。

“在澳门吧，就感觉特别安逸，我那时不爱说话。在武汉这些年，特别是当医生之后，我变得特别急性子了。因为抢救病人都是争分夺秒的，慢不下来了。”

自称变成泼辣性格的苏娃婷，完全融入了武汉当地的生活和工作圈。虽然湖北整个医疗系统，只有她一个澳门人，但她一点也不孤单，已然和同事们打成了一片。

“我经常和同事开玩笑，说我好歹也是咱‘武汉媳妇’，你们对我客气点。所以抗疫上班第一天，我都不知道哪个同事悄悄在我的防护服背后写了‘武汉媳妇’的字，她们拍照了我才发现。”

现在，武汉的医疗秩序正在慢慢恢复。苏娃婷所在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麻醉科，手术量已经恢复到平常的1/3左右，苏娃婷和同事们又开始忙了。

“我们能忙起来，说明武汉正在恢复常态”，苏娃婷说。身为“澳门女儿”“武汉媳妇”，特别是一名临床麻醉医生，“我要努力扮演好每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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