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陈嘉庚在新加坡侨居 60 年，期间他经商办企业、倾资兴教育、团结反侵略、改革易旧俗、直言辨是非。回国后，他不顾年迈体衰仍然不遗余力参政议政，直至其 1961 年 8 月 12 日病逝。陈嘉庚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彰显着他凝聚共识的智慧，集中体现了以“忠公、诚毅、勤俭、创新”为核心的伟大人格和崇高品质，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

一、英雄领袖的诞生

在华侨社会中，财富无疑是良好社会地位的象征，但要取得社会德威、成为华侨社会的领袖却不能仅靠财富而获得。财富是陈嘉庚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但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卓越的社会地位，则有赖于他履行的社会职责。他促进教育和社会福利，并积极投身于各种慈善事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建立了牢固的社会地位。陈嘉庚曾担任新加坡道南学校的创始人之一、福建保安捐基金会主席、福建会馆主席等职务，还参加过多个帮际组织。他在中国和国外为华侨社区做了大量社会、教育和政治性工作，赢得了极大的荣誉，成为新加坡华侨社区领袖。抗战爆发后，南侨总会的成立则使得陈嘉庚不仅仅是新加坡华侨社区的领袖，而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的领袖。

（一）从“福建帮”领袖到华人社区领袖

陈嘉庚从1923年起创办《南洋商报》，鼓吹抵制日货，就在华侨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1923年担任怡和轩俱乐部总理之后，陈嘉庚便致力于星马华侨社会的各项活动，把怡和轩当成自己第二个家。怡和轩成立于1895年，成立的目的是团结福建帮的侨领。而后来，这个被人们称为“百万富翁俱乐部”的场所，变成一个“嫖赌饮吹的地方”。陈嘉庚担任俱乐部总理之后，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整顿会风，严明纪律、禁抽鸦片、禁止赌博;规定周六宴会必须准时出席，等等。更有重大意义的是，陈嘉庚大胆革除几十年来只限闽帮富侨才能入会的旧规，欢迎各帮帮派或名流入会，而且在领导机构中鼓励各帮帮领成为怡和轩的董事主席或委员。此举使新加坡各帮华侨领袖或名流逐渐集中于怡和轩的旗帜下，陈嘉庚成为政治运动组织的核心人物。在陈嘉庚的领导下，怡和轩被改造成为组织南洋华侨开展政治和社会活动的重要阵地，成为“卧虎藏龙的所在”，也成为“陈嘉庚为社会与政治运动发号施令的第一个实力地盘”。

1929年，陈嘉庚被公举为改组的福建会馆的主席。陈嘉庚就任后，即加以改组，暂借怡和轩办公，计划从统一闽侨教育入手，逐步扩充会员，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革除婚丧嫁娶铺张浪费、少年早婚、蓄童养媳等陋习。在他的锐意改革下，福建会馆成为汇集新加坡闽侨特别是南厦、漳、泉华侨的基地，为陈嘉庚领导华侨社会运动提供了建设的后盾。改组后，陈嘉庚连任会馆主席长达20年之久。在陈嘉庚的领导下，会务蓬勃发展而有生气。会馆中的五科都能各尽所能，使会馆改变过去沿袭几十年的迷信、奢侈之风，成为一个崇尚科学、主理教育、服务侨众的机关。福建会馆逐渐摆脱地缘帮派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从一个涣散的会馆变成一个有组织、有战斗力的团体，充分体现了陈嘉庚的卓越才能。主持福建会馆，大大加强了陈嘉庚在华侨中的地位。

陈嘉庚特别强调爱国大团结。为促进华侨的爱国大团结，他提出要消除华侨社会中帮派间的隔阂。在主持福建会馆期间，他曾指出：“全侨之团结，关于爱国心理之演进者甚大。……爱国与人民团结，实有至大关系。要爱国必须团结，既团结又要爱国。何以言之，爱国而无团结，则如一盘散沙，力量奚以集中。既团结而不爱国，则团结亦属空泛。”

（二）团结抗战的华侨英雄

在抗日战争中，陈嘉庚成为领导华侨团结抗敌的杰出领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陈嘉庚组织新加坡的筹赈会。在1937年8月15日召开的侨民大会上，陈嘉庚被推举为大会临时主席。大会决定成立“新加坡筹赈会”或“星华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星华筹赈会开展工作时，陈嘉庚觉得马来亚12区的筹赈会各行其是，缺乏统一领导，于是决定把马来亚各区组织起来，成立总领导机关。此外，为进一步团结华侨，使筹赈救亡工作步调一致，迫切需要组织南洋华侨最高救亡领导机构。在此背景下，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选为总会主席。

在陈嘉庚的主持下，南侨总会团结广大华侨，踊跃捐款，有力支持了祖国的抗战。当时，南侨总会直接领导下的分支机构，在新加坡、马来亚、北婆罗洲有20个单位，在缅甸、泰国、越南、香港、菲律宾有30个单位，在苏门答腊、爪哇、望加锡、西婆罗洲有35个单位。其他间接接受领导的为数更多。南侨总会成立大会可谓是南洋华侨规模空前的大聚会，是一次南洋华侨大团结的空前盛举，在华侨史上是不可磨灭的。陈嘉庚的华侨领袖地位进一步确立，他成为团结南侨、推动抗日运动的旗帜。在陈嘉庚的爱国旗帜下，大家同仇敌忾，一往无前，从人、财、物各方面支持祖国抗战，在现代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二、凝聚共识，促进侨务发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东南亚地区华侨众多、与当地抗日力量联系紧密，中共把开展海外华侨工作作为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尤其是注重做好华侨代表性人物的工作。陈嘉庚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是华侨心向中国共产党、心向祖国的楷模，亦是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成功的范例。

（一）凝聚爱国共识，倡导华侨命运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

陈嘉庚在经营企业过程中，遭受其他国家企业打压，因抵制日货工厂被焚烧，企业被迫收盘。陈嘉庚的侨居经历使其深刻认识到，没有强大的祖国做靠山，华侨犹如海外孤儿，祖国的命运和华侨命运的息息相关。辛亥革命后，他举起民族大义之旗，从自身做起，倾资办学、筹赈祖国，以期唤醒侨胞的爱国之心。1918年陈嘉庚通过倡办南洋华侨中学，将南洋各帮派团结在一起。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他组织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第一次把华侨抗日爱国力量团结起来。抗战全面爆发后，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为国内抗日送钱捐物，提供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持，这是南洋历史上华侨第一次不分地域、阶层、信仰、职业，以爱国为宗旨的一家社会组织，这些行动提升了华侨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1947年，陈嘉庚凝聚全南洋华侨力量实现团结自救，反抗荷兰欺侮华侨而制造的“巨港惨案”。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不断鼓励侨胞，扩大爱国团结，展开互济互助，支持祖国社会主义建设。陈嘉庚汇聚斗争共识的实践使分裂的南洋华侨普遍意识到，强大的祖国是侨胞的坚强后盾，挽救华侨危机，提高华侨地位，只有团结才能结成坚强的国民外交，才能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

（二）凝聚党派共识，倡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在 1940 年回国慰劳考察之前，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到位。自从他亲自看到延安和重庆两相对比的治理状况，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他在返回南洋过程中，一路走，一路宣传，将在慰劳过程中的情况向各界汇报。在仰光福建会馆，他报告了福建在国民政府治理下的惨状;在马来亚各地历经约半个月时间，向该地华侨做考察报告，讲述延安情况，回到新加坡后又召开闽侨大会做相关报告。在召开第二届南侨总会期间，陈嘉庚与新加坡的国民党代表唇枪舌剑开展斗争，将其反动腐败的真实形象公之于众。1946 年 9 月 7 日陈嘉庚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函电要求停止援助蒋介石。陈嘉庚的这份通电震动了南洋的华侨社会，由此引发的南洋华侨社会的论战凝聚了一批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陈嘉庚不断发表演讲，引领和强化南洋华侨对国内局势的认识。解放战争后期，华侨中出现为中共捐款捐物、回国参加对蒋作战的热潮，广大南洋华侨经过认真思考，谨慎判断，最终顺应了历史潮流，形成了信任和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共识。

（三）凝聚政策共识，倡导侨情民意与侨务政策良性互动

陈嘉庚作为华侨代表，一方面，他将国内情况传递给海外华侨，使他们了解国内的政策和发展情况，以争取华侨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支持。陈嘉庚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后，于 1950 年 2 月 15 日返回新加坡，他如实向侨胞报告回国的观察和感受，解释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正当的工商业，即使拥有百万千万的资本，发了百万千万的财富，都是会得到保护的”;对此侨胞反响热烈，“侨胞对祖国的感想比过去好了许多，现在很多人了解到中国前途是光明的”。另一方面，他也将海外华侨的需求反馈给国内，推动国家侨务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他指出，“华侨们最迫切的要求是希望人民政府快些和当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设立领事馆，保护侨胞”。在陈嘉庚呼吁下，为了维护侨胞权益，“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和利益”于 1954 年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5 年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和印尼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三、倡办华侨博物院

陈嘉庚在倾资兴学的教育实践中，不仅重视学校教育，创办和资助了集美学校、厦门大学、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等一大批学校，而且关切社会教育，兴建了华侨博物院等社会教育机构。陈嘉庚关心和重视新中国博物馆事业是基于“报国”的赤子之心。他认为，振兴工商业的目的在报国,报国的关键在提倡教育,而博物馆是教育手段之一。

华侨博物院由陈嘉庚于1956年9月倡办，1959年正式开放，是我国第一座由华侨集资兴建的文博机构，既是我国第一家全面系统收集、研究、展示华侨华人历史和业绩的博物馆，也是包括有古代文物展、自然标本展的综合性博物馆。大楼建筑面积四千平方米，正面六层，用优质雪白花岗石砌成，雄伟壮观;陈列面积两千八百平方米，藏品近万件，分设“华侨历史简介馆”“祖国历史文物馆”“自然博物馆”三个馆。华侨博物院在传播历史和科学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华侨发扬爱国爱乡光荣传统，增进中外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倡办华侨博物院之缘起

1949年，陈嘉庚回国参加新政协，并到北京、沈阳、旅顺、天津、上海等地参观考察一些博物馆。当时全国只有21座博物馆,集中分布在少数几个城市,且大多残破不堪。陈嘉庚对我国博物馆数量少、质量差的情况深为叹惜。

陈嘉庚十分重视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他对新中国建设博物馆提出了许多建议,并呼吁“博物馆关系社会教育颇巨，数万人口之小城市，即有设立之必要。”他表示，办博物馆是教育广大民众的好办法，应该大力提倡。“博物馆是文化教育机构的一种，与图书馆、学校等同样重要，而施教的范围更为广阔。”“博物馆的对象不限于学生或知识分子，一般市民，无论男女老幼，文野雅俗，一入其门都可由直观获得必需的常识。”

1956年9月，陈嘉庚亲自撰写《倡办华侨博物院缘起》，详细阐述了创办华侨博物院的目的、意义、命名、规模等。他提到，“博物馆的效用这样宏大，故社会主义国家非常重视。苏联十月革命后，添设很多的博物馆，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法日等国，以及各国殖民地设立博物馆的也不少。我国在解放前只有极少数小型博物馆。华侨在国外常见博物馆，回到国内却不多见，对祖国难免发生相形见绌之感。”“我认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应尽的责任。我是华侨，很希望侨胞们也来尽一部分责任。因此，我建议由华侨设立一所大规模的博物馆。”“馆址可设在华侨故乡出入国的港口，既可给国内人民公共应用，又可给归国华侨观览。两者皆受其益。”关于命名，陈嘉庚主张取华侨博物院之名。他认为，因博物院是华侨设立的，故应以华侨为名。又因博物院陈列内容的世界性，且合几个博物馆而成，故以博物院为总称，以区别于内部的分馆。

在华侨博物院开幕式上，陈嘉庚动情地说，创建华侨博物院“是为了表达华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深情厚意和作为华侨与国内人民感情联系的纪念物;同时有助于普及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有助于国内人民对华侨、侨居地人民的风土人情的了解;并促进我国与华侨、侨居国的文化交流”。陈嘉庚创办博物馆的无私动机，体现了他重视社会教育的教育理念，表达了他爱国爱乡、孜孜以报的赤子情怀。

（二）倡办华侨博物院之实践

陈嘉庚求真务实、身体力行，是一位勤于探索、勇于实践、善于创新的博物馆事业家，华侨博物院就是其社会教育思想尤其是博物馆思想付诸实践的宝贵结晶。

1. 精心筹划，开拓创新

为建设华侨博物院，陈嘉庚不顾年迈，抱病远赴全国各大城市参观博物馆，认真考察博物馆业务。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陈嘉庚了解了中国博物馆的历史和现状，认识了博物馆发展的特点、规律和方法。他学习吸收国内外博物馆的长处和经验，结合华侨和厦门实际，提出了自己的建院方案。他还亲自示意制作了宫殿式的陈列橱，展现了中华民族古文化艺术的独特风貌，古典雅致，匠心独运。他设计了古朴雄伟的陈列大楼，连楼前的台阶都细加研究：“大门前的石阶应为半月形，石阶是大众参观博物院必经之地，要雅致美观，且每阶须宽一尺一寸较好上下。”此外，每层的陈列室没有一根柱子，以拱形的梁来支撑楼板，两侧开设高大玻璃窗使展厅显得宽敞明亮，陈列橱摆于室中，既增加了陈列面积，也便于观众顺序参观，这也是陈嘉庚精心设计的。

2. 兢兢业业，矢志不渝

陈嘉庚为华侨博物院的建设日夜操劳，不遗余力。他率先认捐10万元，而且对规划、选址、筹款、撰写缘起、征集藏品乃至设计陈列大楼和橱窗、陈列品的布展等事宜均躬与其事，煞费苦心。院内陈列品绝大部分是陈嘉庚亲自征集、收购的，多达七八千件，凝聚着他的心血和精力。其中，铜器、陶瓷器、书画等是陈嘉庚在庄明礼、张楚琨二位同志协助下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征集而来，东南亚各国的文物、标本等则是陈嘉庚致函南洋侨团、侨胞以及厦大、集美校友会征集的。在华侨博物院修建期间，陈嘉庚已是83岁高龄，他仍坚持每周来工地巡视，对每项工作耐心指导，十分具体周到，体现出陈嘉庚兢兢业业、矢志不渝的态度。

3. 克己奉公，艰苦奋斗

陈嘉庚为巨商富豪，倾资兴学，虽百万千万在所不惜，而不该花的钱，即使一分一毫也不浪费。他常常教导身边的工作人员，事实要精打细算，切不可浪费。“木料要计划好才剪锯，短小不合用的木料要折价运回集美制作学生课桌椅等，一点也不能浪费。”“锯好的杉木料，要用人字形或井字形叠放，这样木料易干，不可堆积在一起”等等。1959年5月14日，华侨博物院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会场布置简朴而庄重。陈嘉庚当时已是八十六岁高龄，右眼已失明，却仍坚持亲自主持剪彩并举行座谈会。座谈会开的热烈生动。会后，他还亲自带领来宾参观、介绍，从一楼走到四楼，没有歇过脚。陈嘉庚总是一丝不苟、勤俭节约、率先垂范，其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的高尚品格，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与中国共产党的双向认同

在陈嘉庚回国前，由于国民党是“正统”，又值大敌当前，他曾经是坚定的“拥蒋派”，一心一意用户蒋介石和中央政府，认为全国都应该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精诚团结，坚持抗日。回国后，通过对重庆和延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比较后，陈嘉庚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对国民党从拥护到深恶痛绝，对共产党的认识则是从受欺骗蒙蔽的状态转向热烈拥护。那么，共产党是如何打动陈嘉庚的?陈嘉庚又是如何与南京国民政府决裂，转而同情理解共产党的呢?

（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抗战前，由于国民党在南洋华侨中推行党化政策，遍设支部，拉拢华侨入党，染指华文教育，使得当时一部分南洋华侨客观上偏向于国民党;在国内，国民党不断对共产党加以围剿及反动宣传，不少侨胞并不了解国共两党争端的真相。陈嘉庚对共产党也有误解，但随着抗日战争的暴发，陈嘉庚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国共两党在民族存亡时刻的表现，特别是陈嘉庚的延安之行，成为其思想转变的契机。

1940年春，为了解祖国抗战的真相，旅居新加坡的陈嘉庚，带着广大华侨的殷切嘱托，率团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他的第一站是战时首都重庆。由于陈嘉庚积极组织“南侨总会”募集巨款支持国内抗日，对国内财政经济起了很大作用，国民党把陈嘉庚当作“大财神”，将欢迎陈嘉庚回国慰问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国民党成立了阵容庞大的欢迎委员会，并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列支了充足的接待资金，仅宴请费用就高达8万元——这笔钱在当时能买800头牛!在举国上下都处于抗战的艰难困苦之际，国民党却如此消耗物力!陈嘉庚非常不悦。在重庆的60多天里，他听到、看到的大多是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争权夺利、贪污腐化，这让陈嘉庚极为反感，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忧虑：这样的政府能领导全国人民共赴国难吗?民族复兴还有希望吗?此外，在与蒋介石的接触中，陈嘉庚开始认清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这与陈嘉庚“危机关头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战到底”的观点大相径庭。重庆之行让他感到窒息：“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计不堪适合耳!”

而此时，共产党也不失时机地与陈嘉庚取得了联系。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特地拜访了陈嘉庚。陈嘉庚表示了访问延安的愿望。不久，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到延安。尽管国民党设置了重重阻碍，陈嘉庚还是“亲往考察、以明真相”。

对于陈嘉庚先生，毛泽东心存敬意已久，早在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他就听说过许多陈嘉庚爱国爱乡、倾资兴学的事迹。以前在福建无缘得见这位爱国华侨领袖，毛泽东一直引以为憾，现在陈嘉庚不顾鞍马劳顿亲赴延安慰问八路军将是和边区人民，这种精神更赢得了毛泽东的敬佩。陈嘉庚此时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只是有所了解，但知之不多。他的心中存有不少疑问，需要在延安寻找答案。

1940年6月1日下午，毛泽东和陈嘉庚两位传奇人物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这是两人第一次会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毛泽东约请陈嘉庚先生四点钟到住处晤谈，早就站在门口迎接。毛泽东在所住窑洞里接待了陈嘉庚，进行了第一次长谈。这次和毛泽东的会面，给陈嘉庚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当前晚上，毛泽东设宴款待陈嘉庚。与其说是宴会，不如说是穷人家的家常饭。没有地毯、闲话、美酒、刀叉，不拘礼仪，十分寒碜，而且是露天的，就在毛家窑洞外。吃的是毛泽东自家菜园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最讲究的是每人一碗鸡汤。毛泽东恳请客人谅解，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鸡汤是邻居大娘家唯一的一只鸡，正在下蛋呢，听说有贵客临门，悄悄宰了送来的。这天晚上，陈嘉庚悄悄对秘书张楚琨感慨说：蒋介石像皇帝，毛泽东像农民，“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陈嘉庚在延安度过了他毕生难忘的9天。此间，陈嘉庚始终坚持少说、多看、多问、多想的原则，尤其注意观察共产党领袖人物的言行，特别是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生活情况。通过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及深入细致的观察了解，陈嘉庚打心眼里钦佩共产党。在《南侨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心情：“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一回到重庆，陈嘉庚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从此，陈嘉庚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对共产党的态度由怀疑转为同情和信任。在他的旗帜引领下，大量海外华侨华人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为支援抗战、反对内战、建设新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中国共产党也非常赏识陈嘉庚这颗民族之星。抗日战争一胜利，毛泽东主席便题写条幅“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称颂陈嘉庚。

（二）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欣鼓舞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分歧和对抗日益尖锐。国民党坚持独裁卖国的政策，依恃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急于消灭共产党，恢复独裁统治;而共产党则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为争取和平与民主而斗争。面对国共两党选择的道路，陈嘉庚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他站在人民民主阵线一边，支持拥护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的全国内战一开始，陈嘉庚便意识到，要求蒋介石政府还政于民是无望的。陈嘉庚一再抨击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罪行，创办《南侨日报》为拥护中国共产党而呐喊。《南侨日报》的创办得到中共中央大力支持，周恩来推荐夏衍任该报主笔。陈嘉庚甚至亲自写文章，对美蒋口诛笔伐，擦亮了海外华侨的眼睛。毛泽东充分肯定陈嘉庚的工作，曾为《南侨日报》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

在明辨是非的比较中，陈嘉庚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到人民摆脱耻辱与贫穷，建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基于这些认识，他将满腔爱国之情都转化为对共产党的坚定支持与热爱。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每一步前进的足迹，都令他欢欣鼓舞。

1948年3月蒋介石国民党召开行宪国民大会，4月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正值蒋介石黄袍加身、春风得意时，陈嘉庚以南侨总会的名义从海外扔给蒋一颗重磅炸弹：不承认蒋介石的总统地位，也不承认1946年蒋介石国民党单方面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还以“预言家”的气魄大胆预言在两年内中共就能打败蒋政权，中国良好政权就能建立起来。后来时局的发展正如陈嘉庚所料的那样，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顺利发展。

1948年春，陈嘉庚建议中国共产党尽快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对抗国民党政府。这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4月30日，经毛泽东审改后的“五一口号”正式发布，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先打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随之，中共中央开始筹备新政协。在政协会议筹备会上，陈嘉庚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全国大部分土地已得到解放，海外华侨无不同声欢庆。”相信“海外华侨绝大多数都会用户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这时的陈嘉庚已从爱国的华侨资本家，转变为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革命者和建设者。他对共产党的感情也更加深厚。

应毛泽东之邀，1949年6月5日，陈嘉庚抵达北平(京)。中共中央领导邀请陈嘉庚参政。可陈嘉庚一再推辞。在会见毛泽东时，他以“本人对政治是门外汉，并且国语又不通”为由再次婉拒。郭沫若即劝说：“心通胜似言通，我与蒋介石语言很通，但心里不通。”周恩来也劝道：“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懂得所有国家的语言，国与国不是照常交往吗?”此后，周恩来又一次次会见，谈及陈嘉庚的参政可以更快地把广大华侨和福建人民的心声反映给党中央，可便捷地为祖国建言献策。陈嘉庚的心被打动了，终于“固辞不获，勉为接受”。他在北京参与了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

（三）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心尽力

陈嘉庚参与新中国开国国是后，到新加坡处理完未了的事务，便于 1950年回故里定居。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集美，为纪念为解放集美英勇献身的人民解放军战士，9月8日他亲自来到浔江之滨的鳌头屿启土兴工，他要“在鳌头宫旧址建一堂皇人民政府胜利纪念碑”。毛主席应陈嘉庚请求为纪念碑题写碑名：“集美解放纪念碑”。纪念碑高28米，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党的诞生到建立国家政权经历了28年，基座上两个层面上的八级和三级台阶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纪念碑的碑文是陈嘉庚亲笔题写的，内容主要也是纪念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可见这纪念碑是陈嘉庚为纪念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而建。我们也可以看出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有多么的认可与崇敬。

“我党胜利”“曷胜兴奋”，陈嘉庚虽是党外人士，可他把中国共产党当作自己的党，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自豪。他回到故里后，人民政府请他推荐地方政权工作人员的人选。他所推荐的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了厦门市郊区(辖现今的湖里、海沧、集美三区)的区委副书记，有的担任了集美镇的镇党委书记，有的担任了集美镇的镇长。他向政府要求派遣的学村各校领导也都是共产党员。同时，他亲自组建集美学校委员会，“委员会由各校校长及公共机关主任十余人组成，正副主任委员及多数委员均系党员同志担任”。

君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在新中国的建设中，陈嘉庚积极参政议政，他说：“党和毛主席要我提，我就尽量地提。”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推心置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957年 7月 2日陈嘉庚在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发言，全文 5000多字，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些共产党干部的官僚主义。这次大会本是集中全力反击右派的大会，唯陈嘉庚无所畏惧。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陈嘉庚一生与中国共产党交往40年，并为社会主义新中国鞠躬尽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我一生有许多愿望在人民政府手里都一一实现了”的感悟。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8月20日，他的遗体覆盖国旗荣归故乡，在纪念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纪念碑下长眠——人生归宿也要傍着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