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及华侨史上最著名的华侨领袖，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不仅是一位企业家和教育事业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祖国富强作出了卓越贡献，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怀。他也对东南亚的经济、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得海外华侨拥护。

一、辛亥革命时期

（一）加入同盟会，支持国内革命

陈嘉庚自幼目睹近代以来中华儿女遭遇的屈辱，深感祖国贫穷落后的伤痛，光复祖国一直是他的梦想，并视为国民的天职。[1]1909年他经林义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1910年他“剪去发辨,与满清脱离关系”，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当年他37岁。[2]他不但加入同盟会，更积极支持各项革命活动。他在新加坡动员华侨支持辛亥革命，接济革命政府;他与孙中山一起设计新国旗，捐款赞助孙中山回国革命。[3]至此，他成为孙中山先生坚定的追随者和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始终把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作为他的政治理想。[4]

1911年武昌首义胜利后，各省纷纷宣布光复脱离满清统治，当年11月，福建和广东相继宣布光复。新加坡闽侨是海外最早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内革命的华侨群体。闽侨发起福建保安捐款，陈嘉庚当选为保安会正总理，领导保安会筹款运动，年初他刚当选新加坡的另一重要社会任职——闽帮道南学堂正总理。[5]1912年8月16日，新加坡闽侨保安会发布捐款收支总账，共收捐款120940.74叻元，用以支援福建临时政府。陈嘉庚在保安捐发起首日个人捐款1500元，捐额位居第四;购孙中山相片银350元;1911年底资助孙中山由欧洲返国5万元，三项共计51850元，相当于他当时一年的总赢利。[6]捐款是华侨表达对祖国认同的最普遍形式，陈嘉庚领导的新加坡闽侨保安捐款是当时海外华侨捐款最踊跃的运动，新加坡作为南洋华侨首区，华侨响应国内革命的热情辐射南洋各埠，掀起了华侨民族主义的空前高潮。

（二）振兴实业，复兴祖国

1890年陈嘉庚到新加坡从父经商，1904年接手衰败的家业，独资创办了新利川和日新黄梨罐头厂、福山梨园、谦和米店等实业，1905年增设日春黄梨罐头厂。1906年在福山梨园套种树胶，首次进入橡胶产业，短短几年就成为东南亚橡胶产业的领军人物。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独资创业不过七年，他的企业刚刚打下基础,产业约有七十万元,只能说是小实业家。[7]但他将光复祖国作为己任，最初是想通过振兴实业来复兴祖国。1912年他在家乡集美创办制蚝罐头厂，因原料和技术问题没有成功;后来在厦门经营房地产，集资筹建同安集美公路，也都没有成功。他意识到，应当将实业基础放在新加坡，然后回国建厂制造。此后，他抓住“一战”良机，迅速加入海运业，1915—1917年间海运业获得丰富利润，从中为救济天津水灾捐款20余万元。[8]同时继续发展橡胶产业，从1915年开始，将部分罐头厂、米厂等改作橡胶厂，拓展国际橡胶市场，形成了橡胶种植、生产、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他的橡胶制品遍销五大洲，获得了“橡胶大王”的美称。

看到祖国实业如此孱弱，他深感忧虑。他提出，新加坡橡胶厂应只招收华侨工人，并培训他们熟练掌握各种机器，以便回国发展胶业。他发展海运业，也是忧虑航运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和外商手中，深感振兴祖国船运业的迫切。到1925年，陈嘉庚已经拥有1200万元资产，成了华侨大实业家，[9]但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他感受到的是限制和排挤。1931年在日本商人贱价倾销的打击下，他不得不把独自经营的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来董事会将熟胶品专卖权出让给英国商人，致公司订货剧减，只好于1934年收盘。陈嘉庚深深体会到了发展实业“要有祖国做靠山”的真理，所以他是强烈盼望祖国振兴的。

（三）捐资兴学，振兴中华

实业兴国不可能之后，陈嘉庚意识到“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10]1894年，陈嘉庚在返乡完婚期间，看到家乡儿童失学严重的情形，便立下了兴学救国的志向，他出资2000元,在集美创建“惕斋”学塾,意在唤醒国人提高警惕。他从“小”字做起，在自己资金能力范围内筹建学校。[11]1913年陈嘉庚创办集美小学，1917年筹办集美中学和师范，后来陆续开办了集美学校水产科、集美高级商业学校、集美女子师范学校等，1921年“福建私立集美学校”成为总校名，1929年完整的教育体系在集美建立。[12]同时，他也在新加坡集资创办或赞助道南学堂、南洋华侨中学、南洋华侨师范学校等众多学校，通过创办南洋华侨学校，陈嘉庚将南洋各帮派团结在一起，解决了华侨子弟升学问题。

1919—1921年，陈嘉庚回国期间，创办了厦门大学，陈嘉庚认捐400万元，相当于他当时的全部资产。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他的企业面临倒闭，他不惜将新加坡的三幢住宅向银行抵押，后致易主，但仍然坚持支付集美、厦大的经费，他“出卖大厦，接济厦大”的事迹广为流传。1936年他决定将厦门大学无条件捐献给国家，1937年7月1日，厦门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

据统计，从1904年独立创业到1931年企业临近收盘的28年间，陈嘉庚事业的各种费用总支出1331万元，其中捐资兴学支出837万元，为兴学而支付银行利息380万元，两项合计1217万元，占总支出的92%，家庭费用30万元仅占总支出的2%。[13]陈嘉庚一生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

陈嘉庚兴资助学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后备力量，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十万余人才。[14]1925年闽西南第一个共青团支部在集美学村诞生。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任书记罗明、福建省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书记罗扬才、共青团福建省委第一任书记陈柏生、台湾省中共党组织创建人之一谢景德都是集美的校友。[15]

二、抗日战争时期

（一）建立抗日团体，团结华侨抗日

陈嘉庚虽身在南洋，但他时刻心系祖国命运，看到日本侵华的暴行，他建立抗日团体、团结华侨捐款捐物、抵制日货、致电国际联盟。从日寇侵略中国之初，陈嘉庚就予以坚决反抗，在抗日事业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他坚强的支柱。

1.成立“山东惨案筹赈会”

1928年初，日军占领了山东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5月3日，日军在山东屠杀中国军民7800多人，并公然杀害国民政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制造了“济南惨案”。[16]陈嘉庚是海外华侨中首先起来抗议日军暴行的侨领，5月17日，一千多名华侨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大会，成立“山东惨案筹赈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截至1929年，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募款总数达134万元，参加筹赈活动的华侨高达十万人。[17]在他的指示下，集美各校组织了“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委员会”(后改为集美各界对日备战大同盟)和集美学校义勇队，进行抗日宣传。陈嘉庚同时也在其1923年于新加坡创办的《南洋商报》中宣传抵制日货，在华侨社会产生很大反响。陈嘉庚在南洋华侨中首先发动华侨团结抗日,抵制日货,筹款救济山东同胞的爱国义举,是南洋华侨在祖国全面抗战前夕,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抗日活动,第一次表达了华侨同仇敌忾的义愤和抗日决心。[18]

2. 致电国际联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嘉庚在新加坡以福建会馆主席名义召开声讨日本的侨民大会，讨论对付日本的办法。大会决议通电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其出面伸张正义，履行国际公约，维护和平。[19]陈嘉庚致电国际联盟的真实意图是唤醒海外侨民，鼓舞志气。此后不久，他授意《南洋商报》印刷5000本“田中奏折”(日本觊觎中国领土的证据)广为分发，以揭露日本侵华的阴谋。

3. 成立“新加坡筹赈会”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嘉庚意识到海外华侨的救国行动还缺乏一定的组织纪律，8月15日，他倡议组织了南洋地区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至此，新加坡118个侨团凝聚在了一起，与其他南洋抗日团体共同筑起了抗日长城。[20]为了号召南洋华侨捐款，陈嘉庚在所属企业已经收盘的情况下，仍带头认常月捐到抗战结束，每月认捐国币2000元。[21]在陈嘉庚及其领导的新加坡华侨爱国精神的激励下，马来亚各区华侨相继建立华侨筹赈会，并组织了以陈嘉庚为主任的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通讯处，到1940年12月，南洋华侨建立的救国团体发展到703个。[22]

4.成立“南侨总会”

1938年10月10日，来自南洋各埠45个团体、164名代表在新加坡召开大会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为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历数日本侵华罪行，并呼吁一致抗日。[23]“南侨总会”是南洋第一个统一、合法的筹款组织，在陈嘉庚的带领下，南洋华侨进行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海外爱国侨胞的光辉旗帜。南侨总会制定了三大救国任务：“甲，联络南洋各属华侨研究筹赈方法，策动救亡工作;乙，筹款助赈祖国难民，并倡导集资发展祖国实业，以维难民生计;丙，积极勤募公债及推销国货。”[24]在人力支援方面，南侨总会组织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支援。在财力支援方面，在抗战头四年，南侨总会筹集给中国政府约4亿元国币，据陈嘉庚推算，在抗战头五年，华侨的家汇和义捐达50余亿元国币。[25]在物力支援方面，南侨总会领导华侨捐赠飞机、坦克、汽车、药品，筹建制药厂等。南洋华侨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为支持祖国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据1940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1939年国民党政府的军费为18亿元国币。同年华侨汇回国的款项高达11亿元国币，其中捐款约10%，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以上。[26]

5.任“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常务委员

抗日战争后，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陈嘉庚担任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向海外发行救国公债、国防公债和储蓄券等，号召华侨购债救国，陈嘉庚主动承担劝募公债2000万元，并首先认购10万元。[27]

（二）揭露汪伪投降阴谋，鼓舞军民斗志

日寇侵占南京、上海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即公开主张与日寇和平妥协，发表了“和平谈话”。陈嘉庚与汪精卫在侨居新加坡时就认识，两人私交甚好，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时,一度曾拟聘其为校长,后因故未果。[28]一开始陈嘉庚并不相信，多次致电汪精卫确证后，汪精卫对陈嘉庚的劝阻置若罔闻，陈嘉庚大失所望。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汪精卫任大会主席，陈嘉庚作为华侨参政员从海外致电参政会，提案“在敌寇未退出我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最后提案被删改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案”获得通过，爱国志士邹奋涛在《抗战以来》一书中称其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29]12月29日，逃到越南河内的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发表赞成日本首相的对华三原则言论，公开叛国投敌，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多次拍电给蒋介石，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30]国民党政府宣布开除汪精卫的党籍，但未给国法处分，陈嘉庚对蒋介石姑息养奸政策极为愤慨。在海内外侨胞讨汪怒潮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在1939年6月对汪精卫发出通缉令。为了提高华侨对汪精卫投降阴谋的警觉性，1939年8月28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名义发表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二一号——为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事》。在海外华侨讨伐汪精卫卖国投降的斗争中，陈嘉庚不顾私人交情，揭露汉奸国贼的真实面目，提振了民众抗日斗志。

（三）主张国共合作，坚持全面抗战

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成立后,就旗帜鲜明地拥护实行全面抗战，南侨总会发出的第一号通告指出“所谓全面抗战者,将精诚团结,举国动员,使处处抗战,人人抗战,不致示敌以弱点,予敌以个别击破”。[31]

1. 率南侨慰劳团回国视察

因海外华侨对国内战争状况、民众生活、华侨机工服务情况缺乏了解，也为了慰劳前线将士和后方同胞，陈嘉庚发起组织50人的“南洋华侨慰劳视察团”。1940年3月，陈嘉庚时年67岁，他和庄西言以南侨总会正、副主席的身份率领慰劳团回国视察，十个月内足迹遍布国内18个省份，所到之处，报告海外侨胞抗日救亡活动和爱国事迹，慰问抗战军民，受到热烈欢迎;慰劳团完成任务回到南洋后，又向侨胞报告、宣传国内抗战情形，增进了侨胞与祖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陈嘉庚回国慰问，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他认清了重庆和延安的真相，也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视察重庆之前，陈嘉庚是坚定的“拥蒋派”，他领导的南侨总会为抗战义捐筹款，都是汇交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经过实地调研后，陈嘉庚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纸醉金迷、贪污腐败的情形感到绝望。陈嘉庚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访问延安，在延安他会见了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为共产党励精图治英勇抗日的精神所感动，延安地区军政官民平等友爱、秩序井然、艰苦朴素、团结抗日的景象与国统区的虚浮泛实形成鲜明对比，这也在陈嘉庚内心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陈嘉庚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发表演讲时指出“现下为抗日救亡危险时计，希望全国民族一致对外”，[32]驳斥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陈嘉庚在考察中的言行，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企图把他排挤出南洋华侨领袖的地位，但他光明磊落，仍号召南洋华侨为祖国抗战继续贡献力量，深受海外华侨信任。1941年3月，第二次南侨总会在新加坡召开，陈嘉庚仍以高赞成票当选第二届南侨总会主席。[33]延安之行后，陈嘉庚如拨乌云见青天，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他认为，长此以往，“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34]自此，陈嘉庚更加积极地投身抗日救国活动，为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江东纵队等，发动海外侨胞通过人力、物力、财力予以支持。

2. 谴责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

陈嘉庚非常渴望国共两党能团结抗日，顾全大局，但蒋介石不听陈嘉庚及南侨慰劳团的劝告，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最高国策”。[35]1941年1月7日，陈嘉庚慰劳团返回新加坡仅一个月零七天，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的暴行震惊了海外华侨。陈嘉庚获悉后，马上致电国民参政会，指出“值此敌焰犹张，国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36]。陈嘉庚痛心不已，但仍然希望国民党能与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致抗日，他在《南洋商报》发表社论，指出“现值大敌当前，失地未复，我们所要求的是抗战建国，民主团结;我们所反对的是妥协投降，内战分裂。”[37]1941年6月，为纪念七七抗战四周年，《南洋商报》发起反分裂、反妥协、反独裁的“七七签名运动”，向蒋介石申述抗日的信念和决心，在陈嘉庚的带领下，三周内有20余万人参加签名。[38]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集团被迫暂停公开的反共行动，继续维持抗战局面。

陈嘉庚虽对国民政府恨之切，也是因为爱之深。此时，他与国民党还未决裂，还对蒋介石抱有幻想，随着对蒋介石认识的加深，“美蒋”联合发动内战，和平建国的愿望破灭后，陈嘉庚对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感到了彻底的绝望。在陈嘉庚的带领下，海外华侨坚定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胜利的信心。

（四）发起援英运动，为祖国抗战争取国际支持

为赢得侨居地政府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情和支持，陈嘉庚还领导侨胞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及民众的反法西斯战争。1939年3月，英法对德宣战，他领导南侨总会开会声明拥护英对德宣战，号召侨胞义捐，救济英国伤病难民。[39]1941年9月1日，欧战两周年之际，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华侨援英大会，200多个侨团1300多人参加大会，捐款叻币139269元。[40]陈嘉庚指出，发起援英运动的目的，一方面表示对英国援华抗战的报答，另一方面宣传中英苏美反法西斯阵线。他在大会致词中说，援助英国为打倒法西斯而战，不但有助于维护马来亚华侨的利益，把日军牵制在南洋，也有助于祖国抗战。12月8日，日本发动对马来亚的侵略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嘉庚立即代表南侨总会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对日宣战。[41]17日，应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汤马士的要求，陈嘉庚召开华侨大会，组织侨胞清除废墟、挖掘壕沟、搬运物资、协助英军守城。30日，陈嘉庚在中华总商会召开华侨大会，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并被选为主席，在动员大会成立后的3年6个月中，陈嘉庚领导的海外华侨为马来亚抗日游击战争拉开了先河。[42]在新加坡保卫战中，一千多华侨组成星华义勇军浴血奋战八天，重创日军，写下了新加坡反侵略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43]

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抗日救亡组织及其运动之所以能在侨居地不断发展壮大，得益于他行之有效的领导和斗争策略。他领导华侨配合当地政府的反法西斯战争，缓和了侨胞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与当地政府间的矛盾，也为祖国开展全面抗日争取了国际支持和同情。同时他也注意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一切爱国行动都在当地法律许可下谨慎从事，因而使南侨总会顺利成立并拥有合法地位。

（五）以笔当枪，歌颂华侨爱国壮举

1942年1月底，马来亚全境沦陷，陈嘉庚乘船前往爪哇避难，为躲避日军搜捕，后化名“李文雪”在玛琅巽轶佐村晦时园安顿。1943年3月，陈嘉庚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写成近四十万字的巨著《南侨回忆录》，1944年6月成书，详细记载了他四十年归国期间所见所闻，记录了国共两党的真实形象，以及南洋华侨为祖国抗战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44]这部书以笔为枪，讨伐日军及汉奸罪行，抒发海外侨胞的爱国情操。日寇无条件投降后，陈嘉庚重返新加坡，对《南侨回忆录》作补辑，并于1946年初在新加坡首先发行，经一版再版，在海内外广泛流传，成为二战后一部难得的以反法西斯为内容的畅销书，引起了强烈反响。

（六）调查日军暴行和华侨损失，为审判和索偿提供证据

1945年8月1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71岁的陈嘉庚结束匿居生活，返回新加坡，随即领导侨胞调查处理华侨在日军占领期间的生命财产损失情况。离开爪哇岛前，他发出《南侨总会战后通告第一告》：“各处侨领宜速组调查委员会，呈请中外政府，务期达到目的。此为战后侨胞首要之任务也。”[45]10月15日，陈嘉庚主持召开新加坡筹赈会委员会，议决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敌寇占领期间华侨所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并发出《南侨总会通告第二号》，敦促马来亚其他11区筹赈会从速办理。12月，陈嘉庚又发出《南侨总会通告第三、第四号》，登报征求日寇占领期间对华侨施暴的材料。陈嘉庚认为这些资料能帮助尽早地向日本政府索偿，也可成为提审战犯的证据。[46]各地征集的材料后被汇编成《大战与南侨》，该书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对华侨华人施暴的铁证。抗战胜利后，陈嘉庚妥善处理了遇难华侨华人安置事宜，收集遇害者遗物，建立纪念碑，为华侨华人抗战历史留下了印证。

1945年11月18日，旅渝福建同乡会、厦大集美校友会等十个团体在重庆召开“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派人送来题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条幅，成为对这位伟大的爱国华侨领袖的历史性评价,传颂海内外。

三、解放战争时期

（一）拥护共产党，揭露美帝援蒋阴谋

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腾，海外华侨热切盼望祖国和平民主统一。重庆谈判后，当时有人对国共合作持乐观态度，陈嘉庚却认为蒋介石没有诚意，民主非流血不易得。1945年12月，美国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建议建立联合政府，1960年初，国共达成5项议案，但陈嘉庚仍认为时局不容乐观。香港《经济导报》为庆祝《双十协定》的签订请他题词，他写道“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捣”。[47]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集团在美帝的支持下，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美帝在军事、财政上给了蒋介石巨大的援助。陈嘉庚看到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表示无比愤慨。9月7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南洋一千万华侨代表的名义，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参众两院、马歇尔、司徒雷登等人发函电，敦促美国从华撤军、停止援蒋，并公开赞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表明了他“反蒋拥共”的政治立场。[48]

9月11日，电文通过路透社、合众社在新加坡发表，南侨社会由此引发了一场拥陈与反陈(实质是反蒋与拥蒋)的严重斗争。新加坡厦门集美两校校友首先通电拥陈，随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福建会馆迅速联合216个团体，召开拥陈大会，马来亚各地、曼谷、香港、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华侨也相继召开拥陈大会。[49]陈嘉庚正义的通电代表了广大华侨的愿望，给美帝和蒋介石反动政府有力打击。1947年元旦，陈嘉庚为《新民主报》题词，仍挥笔写下“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捣”四句话，再次展示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鲜明的政治倾向。陈嘉庚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

（二）创办《南侨日报》，凝聚海外共识

1946年11月21日，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了《南侨日报》，[50]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舆论上提供支持。为支持办报，陈嘉庚在手头拮据的状况下拿出11万股(占全部股金的1/4)。他在《南侨日报》发表《论美国援蒋必败》《祖国光明在望》等文章，积极声援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期间，陈嘉庚还发表了《关于纪念国庆的纠纷》《从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新中国必能兴利除弊》《明是非辨真伪》等演讲，[51]再度引领并强化了南洋华侨对国内局势的认识。中共中央对《南侨日报》十分关注，1947年周恩来特派夏衍到新加坡协助主持执笔，进一步加强了《南侨日报》的战斗力。后来该报又创办了《南侨晚报》，南侨印刷厂还承印新华社在新加坡发行新闻稿和毛泽东、陈嘉庚等人的著作，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南侨日报》创办3周年之际，毛泽东、周恩来为之题词并发表告侨胞书，给广大爱国侨胞莫大鼓舞。英殖民当局不能容忍在其殖民地上长期存在这样一个民主堡垒，百般破坏，但《南侨日报》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1950年4月12日刊文《重申本报的立场》指出：“本报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拥护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拥护人民民主。这是本报的立场，绝对不能改变。”[52]9月20日，《南侨日报》最终被英殖民当局扼杀，虽然仅存在3年10个月，但《南侨日报》从舆论上有力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后期，华侨为中共捐款捐物、回国参加对蒋作战，在陈嘉庚的引导下，广大海外华侨坚定了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信念。

（三）团结自救，维护华侨正当权益

1947年，陈嘉庚凝聚全南洋华侨的力量实现团结自救，反抗荷兰欺侮华侨而制造的“巨港惨案”。他提出“全南洋华侨一致行动，对荷兰实行经济绝交”的制裁方案，沉重打击了荷兰的航运业，荷兰殖民当局最后不得不向华侨道歉赔偿。这次斗争实践使分裂的南洋华侨普遍意识到，只有团结才能结成坚强的国民外交，才能提高华侨地位，挽救华侨危机，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53]

四、建国初期

（一）响应“五一”号召，共商建国大计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胜负已见分晓。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文纪念“五一”劳动节，号召“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为了扩大民主、倾听各方面意见，中共曾多次电邀海外华侨代表回国参政议政，筹备新政协。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致电陈嘉庚：“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54]陈嘉庚当时已经76岁，但他万里迢迢回国共商建国大计，他在离开新加坡回国前夕，回答美联社星洲分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愿意在中共领导下为即将建立联合政府的新中国效力。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组建了筹备会，海外华侨代表陈嘉庚、司徒美堂、陈爱瑗、戴子良、费振东、庄明理等7人被推选为筹备委员，陈嘉庚任筹备会常务委员。陈嘉庚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提出“选择新政协代表，却应十分审慎，否则宁缺勿滥”的重要建议，得到大会采纳。[55]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陈嘉庚参加大会主席团，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此后他还担任过第二、三届全国委员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和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三个草案，他代表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及爱国侨胞表示无保留接受，此后他还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第一和第二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等重大法规及计划的讨论制定工作。陈嘉庚先生还参与了审定新中国国旗的工作。10月1日，陈嘉庚随600多名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陈嘉庚既是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他积极参与创立新中国的历史伟业，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维护民族团结，关切台湾解放事业

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势力，发动武装叛乱，陈嘉庚坚决谴责，他指出“中国人民包括国外华侨，过去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所谓‘满洲国’，今天同样也不会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制造所谓‘西藏独立’”。[56]9月，就中印边界问题，陈嘉庚严词责问印度总理尼赫鲁，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7]

陈嘉庚对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大业更为关切。1950年7月，针对美国派军进驻台湾和台湾海峡的行径，他在《福建日报》发表谈话，“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而且归还中国已成为事实。”[58]1956年2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很快会深入到台湾同胞的心坎。10月5日，他在全国侨联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希望海外的国民党人能回到爱国的行列来，共同推动和平解放台湾事业。[59]直到临终，陈嘉庚仍然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他在口授的遗嘱中说“我们应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中国”。[60]

（三）拥护双重国籍解决，指导华侨融入在地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和印尼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陈嘉庚表示热烈拥护和无条件支持，认为这是华侨社会的大事。双重国籍问题解决后，他也对华侨华人的选择给予了实际指导。1956年9月，新加坡马来亚工商业贸易考察团来中国访问，陈嘉庚对率团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说：“现在，你们新加披即将自治独立，你们既已把新加坡作为永久居留的家乡，就要争取成为新加坡公民，并要比以往过去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我们一辈，更加努力为你们的新国家效力。”[61]

（四）团结广大华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宪法及一系列政策法规，确定了广大华侨的政治地位，保障了华侨的正当权益，陈嘉庚无比高兴。他团结广大华侨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协助侨务机构制定侨务政策，他在领导全国侨联工作期间，号召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他的号召下，广大华侨进行智力投资，捐资建设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促进祖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1950年5月，陈嘉庚独自回祖国家乡集美定居，服务家乡建设。亲自主持厦门大学、集美学校的修建、扩建工程。在鳌头宫旧址建立集美纪念碑，以纪念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并请毛泽东题写碑铭。陈嘉庚曾在1952年和1955年两次到全国各地考察，发表了《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写道“社会主义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62]投身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陈嘉庚致力于民族复兴的新征程，在他的主持或推动下，鹰厦铁路、高集海堤、杏集海堤、华侨博物院等基建工程相继立项完工。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8月20日，他的遗体覆盖国旗荣归故里，在纪念碑下长眠。陈嘉庚是心向祖国的楷模，也是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的坚定拥护者。

陈嘉庚将救亡和复兴祖国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爱国和爱乡是陈家庚爱国情怀的底色，直至今日仍有很强的教育意义。2015年9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亲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时，对陈嘉庚遗属代表长孙陈立人说：“中国有今天，陈嘉庚付出了很多，我们现在还要向陈嘉庚学习。”[63]

[1]“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天职。”参见陈嘉庚：《南桥回忆录》，草原出版社，1977年版，第4页。

[2]陈嘉庚：《南桥回忆录》，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64年版，第3页。

[3]郭玉聪.教育救国:陈嘉庚倾资兴学的思想动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78-82.

[4]储冬爱.选择的背后——陈嘉庚的“三民主义”情结[J].历史教学问题,2003(05):38-41.

[5]李勇.陈嘉庚与新加坡闽侨辛亥保安捐款[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1):119-129.

[6]李勇.陈嘉庚与新加坡闽侨辛亥保安捐款[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1):119-129.

[7]蔡仁龙.论陈嘉庚的爱国主义思想[J].南洋问题,1985(01):13-29.

[8]马德益.陈嘉庚爱国主义的“四维一体”结构特征[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1):20-26.

[9]李天锡.试论陈嘉庚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0):55-62.

[10]陈嘉庚：《陈嘉庚教育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11]马德益.陈嘉庚爱国主义的“四维一体”结构特征[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1):20-26.

[12]焦永萍.陈嘉庚:心系祖国爱留华夏[J].党史文汇,2008(01):4-13.

[13]马德益.陈嘉庚爱国主义的“四维一体”结构特征[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1):20-26.

[14]李天锡.试论陈嘉庚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0):55-62.

[15]陈新杰.从同志到诤友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40年[J].政协天地,2021(07):55-57.

[16]林斯丰.陈嘉庚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贡献[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8(01):8-12.

[17]陈蓉祯.爱国侨领陈嘉庚对祖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及启示[J].长春大学学报,2016,26(03):89-92.

[18]蔡仁龙.论陈嘉庚的爱国主义思想[J].南洋问题,1985(01):13-29.

[19]林斯丰.陈嘉庚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贡献[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8(01):8-12.

[20]陈蓉祯.爱国侨领陈嘉庚对祖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及启示[J].长春大学学报,2016,26(03):89-92.

[21]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50页。

[22]曾瑞炎.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贡献[J].近代史研究,1986(01):149-167.

[23]陈蓉祯.爱国侨领陈嘉庚对祖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及启示[J].长春大学学报,2016,26(03):89-92.

[24]《南洋华侨救亡运动》第5页，《文汇年刊》1939年5月版。

[25]曾瑞炎.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贡献[J].近代史研究,1986(01):149-167.

[26]曾瑞炎.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贡献[J].近代史研究,1986(01):149-167.

[27]陈碧笙、杨国桢：《陈嘉庚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8]曾昭铎.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四大杰出贡献[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03):39-44.

[29]邹奋涛：《奋涛文集》第三卷，第186页。

[30]曾瑞炎.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贡献[J].近代史研究,1986(01):149-167.

[31]蔡仁龙.论陈嘉庚的爱国主义思想[J].南洋问题,1985(01):13-29.

[32]蔡仁龙.论陈嘉庚的爱国主义思想[J].南洋问题,1985(01):13-29.

[33]曾瑞炎.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贡献[J].近代史研究,1986(01):149-167.

[34]储冬爱.选择的背后——陈嘉庚的“三民主义”情结[J].历史教学问题,2003(05):38-41.

[35]李天锡.试论陈嘉庚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0):55-62.

[36]李天锡.试论陈嘉庚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0):55-62.

[37]郭梁.陈嘉庚与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04):61-66.

[38]郭梁.陈嘉庚与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04):61-66.

[39]陈爱玉.陈嘉庚与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组织[J].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02):20-23.

[40]林斯丰.陈嘉庚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贡献[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8(01):8-12.

[41]曾瑞炎.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贡献[J].近代史研究,1986(01):149-167.

[42]林斯丰.陈嘉庚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贡献[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8(01):8-12.

[43]郭梁.陈嘉庚与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04):61-66.

[44]代金平,秦锐.陈嘉庚爱国精神在抗战中的表现及其时代意义[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1):22-26.

[45]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377页。

[46]林斯丰.陈嘉庚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贡献[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8(01):8-12.

[47]曾昭铎.解放战争时期的陈嘉庚[J].福建党史月刊,1997(04):36-40.

[48]储冬爱.选择的背后——陈嘉庚的“三民主义”情结[J].历史教学问题,2003(05):38-41.

[49]曾昭铎.解放战争时期的陈嘉庚[J].福建党史月刊,1997(04):36-40.

[50]林德时.陈嘉庚：将个人梦与国家梦紧密结合的榜样[J].黑河学院学报,2019,10(10):191-193.

[51]邓辉.陈嘉庚凝聚华侨共识的实践与启示[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6):43-51.

[52]任贵祥.陈嘉庚对创立新中国的重要贡献[J].文化软实力,2016,1(04):69-71.

[53]邓辉.陈嘉庚凝聚华侨共识的实践与启示[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6):43-51.

[54]任贵祥.陈嘉庚对创立新中国的重要贡献[J].文化软实力,2016,1(04):69-71.

[55]任贵祥.陈嘉庚对创立新中国的重要贡献[J].文化软实力,2016,1(04):69-71.

[56]蔡仁龙.论陈嘉庚的爱国主义思想[J].南洋问题,1985(01):13-29.

[57]马德益.陈嘉庚爱国主义的“四维一体”结构特征[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1):20-26.

[58]马德益.陈嘉庚爱国主义的“四维一体”结构特征[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1):20-26.

[59]《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134页。

[60]蔡仁龙.论陈嘉庚的爱国主义思想[J].南洋问题,1985(01):13-29.

[61]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撰：《陈嘉庚新撰》，陈嘉庚国际学会、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3年版，第407页。

[62]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华侨领袖陈嘉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63]马德益.陈嘉庚爱国主义的“四维一体”结构特征[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1):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