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人生：陈嘉庚先生的优秀品质-湖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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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人生：陈嘉庚先生的优秀品质

时间：2024-08-29
来源：湖北省侨联
作者：湖北省侨联

陈嘉庚先生(1874年10月21日——1961年8月12日)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被毛泽东称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一生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心系桑梓，一腔爱国情怀;诚毅兴学，矢志报国救民。陈嘉庚先生爱国兴学的光辉事迹，激励着无数后人为祖国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奋斗不已;以“忠公、诚毅、勤俭、创新”为核心的“嘉庚精神”，因圣洁而久远，因博大而永恒。本文重点介绍陈嘉庚先生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勤劳自强、简朴自律、刚正不阿、守信重义、开拓创新等优秀品质，以展现陈嘉庚先生的高尚情操和崇高风范，传万代而共仰。

一、克勤耐劳，自强不息

克勤耐劳，自强不息，展现了陈嘉庚先生作为劳动人民的本色。陈嘉庚出生在华侨家庭，经济并不宽裕。母亲孙氏出身农村，克勤克俭。童年的陈嘉庚，身架结实，手脚伶俐，秉性朴实憨厚，喜爱劳作，七八岁就成了母亲的好帮手。春天插栽藤苗，秋季掘收番薯，夏日海地探物，冬天涂滩剥耗，勤劳的习性由此养成。陈嘉庚9岁进入私塾读书，十分用功，记忆力又好，读过的书都滚瓜烂熟。功课之外，陈嘉庚还熟读了《三国演义》和一些通俗史书，并对天文、地理、医药、建筑和中国武术都极感兴趣，读了不少相关的书籍，还进行了一些相关的实践。虽身居渔村，却掌握了丰富的知识，锻炼出强健的体魄。[1]

1890年，16周岁的陈嘉庚到新加坡帮助父亲经验商行，他不论接手什么工作，都极端认真，勤做勤学，19岁开始担任顺安号经理，掌管米业及全部财项，他“守职勤俭，终日仆仆于事业”，“掌业年余，增值财产数万金”。1927年，陈嘉庚的企业达到高峰，分行有80家、工厂多达二三十家。随着规模的扩大，一系列规章制度建立起来，凡是现金放账、存货等都制定表格定期汇报，每月总结一次，陈嘉庚对各地情况了如指掌，一问便知。他每天清晨到车间检查和指示，八九点到总公司听取汇报处理问题，对各分行常做重要指示。散工后，常立在办公室外的小露台上沉思。

成为了富翁，陈嘉庚仍旧保持着勤劳的本色，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据他的儿子陈国庆回忆，陈嘉庚每天早上5点30分起身，做甩手运动15分钟，6点整洗温水澡。6点30分吃早餐，6点45分坐车离家，7点整抵达制造厂，进入办事处，他解下外衣及领带，开始巡视工厂各生产部门。当时全厂男女工有6000 多人，产品千余种类。中午12点，召开讨论会，由7位总巡每人报告各自部门的生产情况，并讨论每周的生产计划。每天开会约一小时。下午他到谦益总行处理其他业务。5点下班后，他每周有两三天时间直接到怡和轩俱乐部吃晚餐，与朋友谈生意，处理学校以及社会事务，夜间12点返家休息。[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沦陷，陈嘉庚在爪哇岛避难。避难期间，陈嘉庚生活也同样极有规律，作息定时，早睡早起，醒后先在床上做柔软操，起床后用热水摩擦全身，然后散步一个钟头。避居东爪哇期间，陈嘉庚先生还写了《南侨回忆录》这本巨著，30余万字仅花13个月就脱稿写成。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陈嘉庚返回新加坡，一直住在怡和轩内，但凡办公或接见宾客，都在该处楼上进行，70多岁的老人，不时工作到深夜而不知疲倦。报社有要事相商，也常在那里请教他。陈嘉庚好学不倦，工作之余以读书为消遣。他接掌怡和轩后，在三楼设立一间小图书馆，购置了《四库备要》《万有文库》和《东方杂志》等书刊，供会员阅览。他自己最喜欢读《三国志》。[3]

1950年回国以后，为厦大和集美两校扩建校舍，陈嘉庚从规划、设计、备料到施工都亲自过问，甚至连用什么料，怎样雕刻的技术问题也不放过，精打细算、一丝不苟，群众称他为“超级总工程师”。年近八旬精神焕发的老人，每天戴着毡帽，拿着手杖，后而跟着建筑工程师、施工负责人、木匠、石匠等，步行数华里巡视、检查、指挥。他每天要到集美学校的建筑工地或校园巡视，每次都持杖走上好几里路。他还定期到厦大工地督促检查，当时海提未筑，班轮不便，国务跑机关事务管理局要拨给他一艘小交通艇和一辆小卧车，他一直不要，照旧乘坐客轮。[4]从1951年到1954年，由他筹捐经费、设计、监督施工的厦大建筑面积共62600平方米，共31幢。[5]集美学校扩建了16万平方米校舍，是解放前校舍总面积的3倍之多。

1956年，80多岁高龄的陈嘉庚提倡创办厦门华侨博物院。他对厦门华侨博物馆的修建投入了大量心血。建馆期间，他每都从集美赶到工地巡视，对每项工作都一一加以指导，考虑得十分具体周到。他还时常写信详细交代应该注意的事项。1958年以后，在与癌症做斗争的过程中，陈嘉庚也是十分关心博物馆的筹办情况，即使外出治疗，也经常写信询问加以指导。1959年博物馆筹办就绪，准备开放，陈嘉庚到博物院检查指导，讨论决定博物院的经济管理及文物收集陈列等有关事宜。1959年5月，华侨博物院举行开幕典礼，陈先生已经86岁，右眼已失明，他亲自主持剪彩并举行座谈会。会上，他讲了创办博物院和筹建的过程、意义。会后，他亲自带领来宾参观介绍，从1楼走到4楼没有歇过脚，神采奕奕。[6]

陈嘉庚认为，勤是许多商人取得巨大成功的三大条件之一。“无事要找事做，不要等事做”“智识生于勤奋，昏愚出于懒惰”。陈嘉庚以勤律己，他的内衣、袜子、手帕，一直是自己洗。到了晚年还是经常自己洗。即使患了不治之疾，生活上的许多事仍然坚持自理。他对疾病等闲视之，病情稍得控制，就继续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7]他主张建设百艘“一两万吨的船舶可以靠岸”的大海港;他组织挖掘沟渠，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集美太古海潮发电站”;他力倡移山填海，十里长堤跨碧海，万年艰险变通途，“山海大动脉”鹰厦铁路终于鸣笛通畅。暮年的陈嘉庚克勤耐劳，自强不息，到了 “舍我”“无我” “忘我”之境界。

二、简朴自律，公而忘私

陈嘉庚简朴自律，公而忘私的品行更是为世人称道。年少之时，他就“守职勤俭，未尝枉费一文钱”。他从不大吃大喝，更不抽烟喝酒，粗茶淡饭伴随一生，始终保持俭朴廉洁的生活作风。

1919年，陈嘉庚在南洋生意还在发展中，只有400余万资产。当他回国倡办厦门大学期间，发现少数集美师生常常到厦门市去消费，就在秋季开学式上演讲时进行教育批评。他说：“中国今贫困极矣，吾既为中国人，则种种举动应以节俭为本。”并现身说法说：“鄙人在新加坡时，地处繁华，每月除正当费用外，(另费)不及二元。” 1923年，陈嘉庚先生天命之年，叶渊校长发动集美学校师生捐款，建造一座“介眉亭”为陈嘉庚祝寿。陈嘉庚先生“闻之殊深诧异”，先后发出两封信函，表示反对并进行了严肃批评。

作为名满东南亚的华侨大实业家，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家庭布置却相当简朴。他的住家是一座普通的平房。陈设极为朴素，全部家具与平常人家所用无异，一点豪华的东西也看不到。家里虽然有两部小汽车，儿子陈厥祥每天到城里上学，他却从不同意用小汽车接送，而是让他自己去挤公共汽车。[8]

据儿子陈国庆回忆说，陈嘉庚平日身上的现款不超过五元。他从来不在外头乱花一分钱，连怡和轩附近的菜馆和咖啡店，他都未曾光顾过。他比较年轻的时候，有几年晚饭后偶然会带妻儿海边游玩，回家的路上顺便吃一杯冰激凌，这算是在外头最奢侈的花费了。他一生只看过一部电影，是在新加坡首都戏院看的，那是一部为筹赈会义演的片子。他一生只带妻儿到新世界看过一次拳击比赛。[9]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各属华侨回国慰劳团”,回祖国慰劳视察。陈嘉庚在重庆停留40多天，重庆国民政府为了招待他们，花费来5万银元新布置三座平屋，还准备了8万银元的招待费。陈嘉庚先生认为如此执行很不适宜，第二天他就在各日报刊登《启示》：“愿实践新生活节约条件，在抗战艰难困苦时期，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发出了“罢宴”声明。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嘉庚先生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的考察。考察东北时，一位工作人员特别为接待他准备了香烟，他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考察之后，陈嘉庚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提了七项提案，其中一项就是禁止给干部配给香烟。

1950年5月，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回国，带回来的两只旧皮箱，一只皮箱的把手皮带断了，他就结上麻绳代替，另一只皮箱的盖皮裂了，他依然继续使用。1955年10月，陈嘉庚先生视察到新疆，添置了一床黑貂皮被子和衣服，随行人员代买一只皮箱装用。过后，当他得知买这只箱花款50元后，内疚说不该浪费，买这么贵的好皮箱。陈嘉庚先生有一条蚊帐是抗战胜利时使用的，先后用了十多年，一补再补，补了几个大补丁;一件黑色棉背心，抗战期间就穿，回国后棉絮已处处露了出来，还舍不得丢掉。[10]

1951年3月，华东军政委员会的主任陈毅，在福建省政府叶飞副主席和厦门市政府梁灵光市长的陪同下，由厦门到集美访候陈嘉庚。当时，炊事员买了一斤糖果上楼招待领导。陈毅一行由陈嘉庚招待便餐后，离开集美分赴省、市。陈嘉庚随即谆谆教导炊事员说：“首长最多给尝尝一两颗糖果，不像小孩子好糖一个接一个吃个不停，买二角钱就足够了。”这个节约美谈，后来传颂于国内外。

解放后，陈嘉庚先生回国定居福建同安集美，当时他已是77岁高龄。他在集美本来有一座私人住宅，但抗日战争期间被敌机炸毁。抗战胜利后，他把大批汇款从南洋寄回集美，并不考虑修复私宅，而是致力于修复集美学校校舍。回国后，有好几年他都是住在集美学校董事会办事处楼上的旧房子里。1955年故居修复以后，陈嘉庚先生又把它借给集美镇委会使用，自己仍然住在旧房里。直至1958年，陈嘉庚先生生病，需要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他才搬进故居。故居陈设简单，小客厅仅摆设了一张古式长形桌和几张靠背椅。在他办公、看书和休息的地方，也只陈设着办公桌、一张藤椅和一副不配套、高低不一的沙发及几张木椅，全是旧家具。卧室设备也很简单：一张老式三堵木床，床上挂着用了多年、打了许多补钉的蚊帐，床边一件木茶几，上面放着热水瓶、烛台，还有两个木制玻璃书橱，这些全是从学校委员会借来使用的。

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在故乡南安梅山扩建学校，请他主持，他常常要到梅山村去。有一天上午，陈嘉庚与随行人员从集美乘坐汽车前往梅山，车上带着两个大保温瓶：一个装着在集美煮好的海蛎粥，另一个则装着油条。汽车驶抵梅山村外时，陈嘉庚先生通知司机停车，随员携着那大保温瓶，同他走到公路边的巨石上，吃完海蛎粥，才步行进村。主人见陈嘉庚先生光临了，热情欢迎，马上要备餐请客，陈嘉庚先生说：“不用麻烦，我们已经吃饱午餐了。”据说，陈嘉庚先生外出时，这样的午餐并不止一二次。[11]

1955年，陈嘉庚先生的长女从南洋托人捎给他一把丝质雨伞，1957年伞布破了，他先后叫侄媳补了三四次。1958年伞布已烂得不能再补了，他再叫侄媳用新布换一换。侄媳换好送给他，说：“换的不像样!”陈嘉庚先生接过伞，看了看说：“不像样没关系，能用就行了。”[12]

1957年7月间，全国侨联为表示关心，特运去两张皮沙发交给华侨博物院转给陈嘉庚。一天他从集美来到华侨博物院，看了沙发后说：“我不必用这样的沙发”，还问运费是多少，当听说是172元的时候，他很不满意，说太浪费了。这两张皮沙发，一直搁在华侨博物院的接待室里面。陈嘉庚先生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已达84岁高龄，用这样的沙发是合情合理的，但他就是不肯用。他平时用的那两张旧沙发，大小高低不一，都是解放前集美学校留下来的，沙发旁还放着一块抛光的小木板，他时常把它搁在沙发扶手上当写字台用。[13]

陈嘉庚先生回国参与国事活动，人民政府给他的工资是三级，每月可领390元，加上地区补贴共计539.8元。当时，陈嘉庚先生扩建集美学村是急需用钱的，他规定自己的伙食费每月15元，叫炊事员掌握不得超过，把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作为建校费用。他安排早餐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午餐、晚餐地瓜稀饭，下饭的菜一般是青菜、豆类、小鱼小虾等。他不大吃鸡鸭鱼肉，不抽烟，也不喝酒。有一回，炊事员考虑他年高体弱，又终日操劳，需要补养，不经请示就替他买了一只鸡做菜，陈嘉庚先生知道后严肃地批评炊事员自作主张。[14]他接访各级首长和海外宾客时，从来不摆宴席大吃大喝，而是以家乡的土特产烹调菜肴来招待。

陈嘉庚为了反对铺张浪费，不喜欢人家给他祝寿。据他的一个亲戚说，陈嘉庚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家属偷偷在家里给他祝寿，原来他晚年长期住在怡和轩，很少回家，没想到那天竟然偶尔回家一趟，家里人非常紧张，在他入门之前，赶快把祝寿的东西统统收起来，等到他离开时才又陈列出来。在国内，虽然已经达到80以上的高龄，仍然不要人家给他祝寿，同他比较接近的人知道他的个性，也不便勉强他，只有几次在他的诞辰那一天，相约到他的寓所，叫厨师多准备几样菜肴和一大碗面条，吃面条的时候大家举杯祝他健康，把那碗面条当做寿面，但是怕他不高兴，依然不提起祝寿的事，只是心照不宣。他看见这样，还不算浪费，也就展颜一笑，向大家表示谢意。

陈嘉庚自奉甚俭，对子女同样严格要求。1958年，他的一个孩子从新加坡回来探望他，由于他突然生病住院，孩子随侍左右，误了归期。事后，为了赶回新加坡，拟用小卧车直赴广州，他老人家不同意，要他孩子乘火车到鹰潭再转赴广州。他的一个孙儿回国探望，留在他身边上学，他规定在学习期间每月补贴学用费30元，直至停学为止。其他子孙如要来，也照此办理。[15]他主持兴建集美校舍时，侄子到工地做事，他没有安排侄子当工头，而是让他从搬运工干起，考验一段时间后才让他当记工员、管理员。集美的孩子上学可以根据家庭情况申请助学金，但陈家的孩子除外。陈嘉庚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250元，支持陈家的孩子上学。陈嘉庚共有九子八女，他虽家财万贯，但一生服务社会，并未将财产留给子女。他写过三次遗嘱，始终坚持将存款全部捐给集美学校。他不提倡将家产留给子女，希望子女自力更生、自己奋斗。

陈嘉庚生活简朴的同时，却将大量财富回馈给社会。他一生创办及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陈嘉庚一生办学支出的经费, 以1980年国际汇市比率计算,相当于1亿多美元。如果加上他创办的集友银行的红利和经他筹募的办学经费,则数字更加惊人。“该用的钱，千万百万都得用，不该用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这是他一生用钱的原则。

三、刚正不阿，严辨忠奸

陈嘉庚刚正不阿、严辨忠奸、明辨是非、嫉恶好善的品格，更是世所难见，为人钦仰。陈嘉庚的侄子，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认为，陈嘉庚是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他一切出发点以是否合理，是否合义，是否合大众要求为准衡。这是他为人的准则，也是他衡量世人的标准。按照这标准，上自国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凡是合者，他都支持;凡是不合者，他都反对;不管地位多高，权势多大;也不管亲情多深，私谊多厚;一律同等对待。[16]陈嘉庚刚正不阿、严辨忠奸、嫉恶好善的个性，从他对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的态度转变上充分展现了出来。

陈嘉庚辛亥革命前和汪精卫认识于新加坡，两人关系一度十分要好。在厦门大学成立之际，那时的汪精卫，还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陈嘉庚多次邀请汪精卫担任名誉校长。1938年，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担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首先发表谈话，主张对日谈和。陈嘉庚先生致电向汪精卫核实，经过来往五电，陈嘉庚看出对汪精卫无挽回希望，极不客气地复拟一电，斥责他为“秦桧卖国求荣”。他还利用国民参议员的名义，发电报向着重庆开会的国民参议会提出一个议案，“敌未出国前，言和即汉奸”。这一义正言辞的提案，得到了爱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在参政会通过，人心大为振奋。[17]

陈嘉庚刚正不阿的个性，还充分表现在他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上。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40年这段时间，陈嘉庚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正统的中央政府，声称自己矢志要终生为之效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他亲自写了一张“用户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的标语悬挂于南洋商报办公处，并把其作为《南洋商报》一条守则。他多次在不同场合上称：“中国国民政府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信赖之唯一政府，国民政府之主张，即中国全国国民之主张。”作为一个坚定的“挺蒋派”，他甚至在1936年蒋介石50诞辰上，捐了130多万元国币给蒋祝寿。当时陈嘉庚捐的130多万元国币可购买10架飞机!

1940年3月，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考察和慰问，蒋介石指派有关党政军大员对陈嘉庚进行吹捧和拉拢。有一次，两人在重庆一同从防空洞出来，要走上一段斜坡路，蒋介石看见陈嘉庚没有携带手杖，就把自己的手杖递给陈嘉庚，蒋介石自己空手而走。尽管蒋介石这样对待他，可陈嘉庚对国民党贪污腐化的行径大失所望。他排除万难，去延安考察。在延安视察和会见毛主席，他看到了光明，找到了真理，发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离开延安后，他到处颂扬他亲眼看到的延安各种光明景象。蒋介石集团对他进行威胁。陈嘉庚不顾一切，凭着良心讲真话。回到新加坡见到五子陈国庆时断言“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并且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

嘉庚先生“能爱人，能恶人”，大义所在，力争到底，不屈不挠。

1949年夏，陈嘉庚应邀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途经香港，各界人士开大会欢迎，会后，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在港校友集体拜访校主、请他合影留念。有一个曾在福建省政府任职的陈延进，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里说他是“丧心昧良，谄媚走狗”，替反动政府做了许多坏事，瞒骗华侨想偷偷挤进人群参与拍照。陈嘉庚一见他就很不高兴，走进屋里。校友们知道了就叫陈某离开，再请陈嘉庚出来，他看到闽奸陈延进不在场，就高兴地跟大家合影。这件事充分说明了他善恶分明，耻与小人为伍。[18]

对于共产党，陈嘉庚也是以真诚相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是个求实而耿直的老人，对于党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所干的一些蠢事，他看出明显不对的，就直言不讳。1957年7月2日，陈嘉庚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办教育与反对官僚主义》的发言。他对鹰厦铁路推延了几年才建设这件事提出批评，说他通过会议和写信给毛主席，呼吁了好几年，“不敌党友一时片言。上方虽有命令下属偏不奉行。”他对教育部1953年撤销厦门大学工学院、集美福建航专学校及集美航海水产商科学校停止招生的决定表示不满，认为政府不应该将原先优待学生免费就读的中、高等技术学校撤停，所在地的学生和贫苦侨生，“只有失学流浪而已”。他还指出，人民政府成立后虽力图革除官僚主义，三令五申，无年不有，可是效果甚微，甚至变本加厉。官僚主义病源在于怠慢成性，却又不知其为弊。治本办法，须从整肃正规学校教育做起。[19]

“大跃进”时，有人从天津到北京向陈嘉庚讲述天津一亩地产十四万斤稻谷的“奇迹”，他一听就生气地说：“那是假话，我不爱听!”“大炼钢铁”时，他听到家乡群众反映，有人把老乡使用的铁床、铁锅破坏，拿去“炼铁”，他立即交代秘书去调查情况，然后立即向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陈嘉庚对党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20]

陈嘉庚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他常常教诲身边的人，做人最要紧的是诚实与正义，要明是非，要替社会做事。再多的钱可以花光，但诚实、正义却永远受人尊敬。“人生自古谁无死”，但要留给后人以好的回忆。有的人，伤天害理的事敢做，乌龟害人(闽南俗语)的钱敢赚，这样的富翁要受人睡骂，不及二三代，就要破产，声销迹灭，甚或遗臭万年。[21]

四、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陈嘉庚的一生，突出地表现了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品格。陈嘉庚曾说：“无论个人、社会、国家、事业的发展，全赖‘忠诚信义’四字。”他还说：“我自己所能者仅为诚、信、公、忠四字。”陈嘉庚的一生是践履诚信美德的典范。他以诚立身，以信交友;重然诺，守信用;言必信，行必果。在经商、办学、社会活动各方面，出处表现了诚实守信的品格。[22]

陈嘉庚守信用，重然诺，说到做到，对于做不到或不愿做的事就干脆拒绝，绝不拖泥带水，更不随便答应。在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先生路过新加坡，请陈嘉庚给他筹款，陈嘉庚一答应给他筹5万元，不久就如数汇去。

陈嘉庚“替父还债”的举动，更是在华侨社会传为美谈。1903 年，陈嘉庚父亲的企业因经营不善破产，负下债款 20 余万元。债主们天天上门讨债，陈嘉庚变卖了所有家产还债，最后还是欠下了印度债主哈利20万元巨款无法偿还。按当时新加坡的法律和习惯，父亲死亡或破产，儿子不必承担债务。但陈嘉庚他却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召集债权人宣布: “立志不计久暂，力能作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到 1906 年冬，陈嘉庚的经济状况有了较大好转，他毅然找到各位债主，郑重提出愿代还父债。到 1907年冬，他与债主达成协议，最终以折还 9 万元了结债务。当时全部家当只有十几万元的陈嘉庚，一下子拿出 9 万元代还父债，成为当时华侨社会的一大新闻。当哈利拿到陈嘉庚归还的这笔巨款时，简直不敢相信天下竟有这么讲诚信的人。当时也有人说陈嘉庚实在是太傻了，他却说：“中国人要取信于世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讲究言必信，行必果。”

年轻时期，陈嘉庚在雇人干活时，总会给每个工人发放一块铜牌，并且向他们保证，不管将来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拿着这块铜牌来，他将倾尽全力给予帮助。1921年，14岁的郭金荣迫于生计，来到建设中的厦门大学打工，后来因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被陈嘉庚先生提拔做了一个小文书。厦门大学竣工之后，陈嘉庚先生给每个参与建造的工人都发了一个小铜牌，并告诉他们，若是日后有困难，可以凭这块铜牌来向他寻求帮助。转眼三四年过去，郭金荣先生惊闻父亲于印尼逝世，便坐船赶去料理丧事。谁知船停在马来西亚便不再前行，无力购买船票的郭金荣在走投无路之时，想起了陈嘉庚先生赠与的铜牌和承诺，找到陈嘉庚恳求帮助。陈嘉庚先生看见铜牌，立即购买了从马来西亚启程的船票，送郭金荣先生到了印尼。

1929年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陈嘉庚的很多企业都倒闭了，很多人都劝他要把资金用在挽救企业上，放弃对厦门大学的投入。陈嘉庚却说：“宁可变卖大厦，我也要支持厦大。”陈嘉庚把自己的三座不动产大厦变卖了，所得的全部资金都用来维持厦大的办学经费。人们纷纷用“一诺千金”来称赞陈嘉庚。

1956年10月，星马工商贸易考察团里的一些乡亲回到集美，陈嘉庚请他们第二天早上到家里一起吃地瓜稀饭，并叮嘱身边的总务叶祖彬多做一些饭。结果叶祖彬忘了通知，让客人们饿了肚子。尽管事情不大，陈嘉庚却认为叶祖彬在这件事上对他失了信，同时也让他失信于客人，他要求叶祖彬写出检讨，并给予停薪一个月的处罚。这体现出他奖罚分明的性格。

1958年，集美各校要筹办农场，但校区土地有限，学校有人建议把几年前赠给农业厅的天马农场的大片土地收回一部分。张其华认为有道理，便请示陈嘉庚先生，结果受到陈嘉庚的严厉批评。他说已经赠送给别人的东西又要讨回，出尔反尔，是不诚实之举，并责怪张其华没有当场批评学校的这种错误主张，还要照搬来提什么建议。

五、开拓创新，为天下先

开拓创新、为天下先，也是陈嘉庚优秀品质的重要特征。陈嘉庚的开拓精神，体现在他创办企业，兴办教育，参加政治活动以及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各个领域之中。

陈嘉庚17岁离开故乡，远赴南洋经商，经过艰苦创业，从一个渔村少年成长为东南亚华侨工商巨子，赤手空拳创立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在长达40多年的创业经商生涯里，陈嘉庚敢于标时代之新、立社会之异，他抓住了四个商机：第一个是菠萝罐头，第二个是大米的批发零售，第三个是航运，第四个是橡胶。四个领域里面，陈嘉庚都有很多创新。

陈嘉庚做菠萝的时候，他切的菠萝有别于容易切的条状普通庄，他是切成有一定特色和难度的样子，称为“杂庄”。另外，很多人做菠萝罐头的口味都是比较大众化的，而他开发了一些特殊口味的菠萝罐头。杂庄和特殊口味的菠萝罐头，市场量虽然不大，但是毛利率很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维系东西方贸易的货运航船数量骤减，东南亚地区经济形势一片萧条。陈嘉庚迅速转换思路，租下4艘轮船解决熟米外运的燃眉之急。当他从航运业盈利近20万元(叻币，下同)之后，便以超凡的魄力与智慧，先后购入总价值为70万元的轮船“东丰号”“谦泰号”，兼营货运、客运，获利丰厚。陈嘉庚还根据市场需求重新制定产品规划，他发现战争中黄梨罐头行情大不如前，而钢铁、橡胶市场走俏，于是果断将用于生产罐头容器的白铁片变卖清空，把黄梨厂改为树胶厂，大量生产胶布，并不再经欧商代理，突破性地将产品直接售往美国市场。欧战成为陈嘉庚事业腾飞的重要契机，1915年至1918年，陈嘉庚凭借在树胶加工业、熟米业、航运业上的表现出色，共获利约450万元，使公司规模、业务领域不断扩大，实现了化危为机，在变局中打开了新局。

陈嘉庚做橡胶，他的创新就更多了，有很多发明专利，这些专利使陈嘉庚公司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一席之地，也成为近代民族品牌与西方品牌竞争的重要成果，陈嘉庚也因此成为名震海内外的“橡胶大王”。1925年，陈嘉庚公司的橡胶制品种类，由原先单一的胶片扩展至轮胎、胶帽、胶鞋、胶质玩具、雨衣、网球、胶伞、胶毯、医疗器械等。在延长产业链的同时，陈嘉庚在各地广设分销处，实现了产销一体化。他是华侨中第一个把生产、制造、运销、外贸结成一体的大企业家，实行农工商一条龙的带头人。

陈嘉庚重视产品研发与创新，他在公司设有专门的实验室，并注重根据中国人的需求、审美和消费习惯，对欧美产品进行改进，逐渐形成了融贯中西、独具特色的品牌发展道路。陈嘉庚公司的主要产品胶鞋，即是针对洋式鞋鞋底不耐磨的情况而改良的，橡胶鞋底不但可保护脚踵，还可作为被磨损鞋底的补垫，避免了“底弊面存”的情况，为国民节省了花费。在城市化较早的上海，沿街电线纵横密布，雨天容易引发漏电危险，公司推出具有避电除湿功能的网球鞋，以保障民众出行安全。1929年，陈嘉庚公司推出历时3年研制而成的套鞋，从此，人们在雨天也可穿上本国自产的橡胶雨鞋。

1924年至1932年，陈嘉庚所经营的塗桥头熟品厂以陈嘉庚名义申请了4项专利发明项目，包括轮胎胶底、胶带木屐以及可折叠、气压成形的防水性胶制饼干盛器等，这些专利使陈嘉庚公司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一席之地，也成为近代民族品牌与西方世界争夺利权的重要成果。

陈嘉庚开拓创新，还体现在商业战略上的高瞻远瞩。1947年，他投资创办了集友银行，每年用股息和分红“反哺”集美各个学校。这样，集美学校就拥有了恒定的、可靠的现金来源。先生虽然不在了，但他为后辈学子的深谋远虑，还在一年一年地让集美学子们受益无穷。

陈嘉庚在兴办教育事业上，也进行了大量的开拓创新工作。陈嘉庚提倡女子教育，突破封建禁锢，开风气之先;他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提倡学生要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他主张“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为了振兴实业，他培养生产技术人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他希望普及教育，订下同安“十年普及教育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陈嘉庚以开拓者的姿态和革新者的精神，为教育事业奋斗一生。[23]

在改造社会方面，陈嘉庚提倡移风易俗，反对封建陋习，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主张，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避难爪哇期间，陈嘉庚写了《住屋与卫生》，并于1945年和1948年两次印刷，寄赠国内各省市，希望国内民众“知疾病健康以及寿命长短，与住屋卫生有密切之关系。共同注意，致力改善”。1948年，他写了《民俗非论集》一文，认为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是“事关祖国兴替的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他尖锐批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恶习陋俗，主张改革陋俗，树立良好社会风气。[24]

1990年3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把编号为2963的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这颗以陈嘉庚名字命名的星星，在我们头顶的苍穹，闪烁着永恒的光辉，指引着我们传承伟大的“嘉庚精神”，砥砺前行、永不止步。

1992年8月，世界著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和田长霖、王赓武五人发起，陈嘉庚国际学会在香港宣告成立。学会在《成立宣言》中指出：[25]

陈嘉庚先生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是难以衡量的。

他的道德勇气与高尚情操，赢得了海内外各民族的广泛赞颂。

陈嘉庚先生一生不为自我求安乐，但愿造福人群，先生高贵品德，举世崇仰。

陈“嘉庚精神”已跨越了国界，超脱了政治范畴，成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1] 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撰：《陈嘉庚新传》，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3年，第6页。

[2] 陈国庆：《我的父亲陈嘉庚》，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陈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45-46页。

[3] 陈国庆：《我的父亲陈嘉庚》，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陈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47页。

[4] 张其华：《在陈嘉庚身边十年》，《回忆陈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

[5] 张楚琨：《陈嘉庚光辉的一生》，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陈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8-19页。

[6] 陈永定：《陈嘉庚与华侨博物院》，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陈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