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侨联9月3日将在保山市举行“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暨传承梁金山爱国主义精神”座谈会，笔者荣幸受邀参会。赴会之前，翻阅“陈嘉庚在云南”的相关文献资料，撰此推文，以资参阅。

抗战时期的陈嘉庚

陈嘉庚先生对云南有特别的感情、特别的牵挂，因为那里有滇缅公路，有英勇的南侨机工。他先后三次到访云南，两次在1940年，一次在1955年，足迹遍及昆明、大理、保山、德宏等地，留下许多宝贵的史料。在《南侨回忆录》中，陈嘉庚详细记述了在云南的主要行程和视察情况，尤其关注滇缅公路和华侨机工。1941年1月5日，他在新加坡向侨胞报告回国考察观感时这样介绍云南：

云南 前盛产鸦片，每年烟税可收三千万元。禁烟后，烟税取消，别征消费税，年入一千七百万元。近来中央亦令停止，改予补助。该省土地广大，农产丰富，新辟滇缅公路，两旁山地，亦皆种植，其农业之进步，可以想见。矿产如锡、盐、铜、煤等，力事开采，产量日增。教育大中小学校林立，沿海著名大学，亦多移此（西南联大），商业繁荣，蒸蒸日上。抗战后出兵杀敌者十余万人，而后方在训练中者，亦数万人。滇缅公路开工时，征发民工十五万人，七个月完成，中外赞叹，近因敌人进据安南（越南），我国乃以边境陈兵三十万，待机出击，由龙主席兼任指挥。

陈嘉庚在新加坡向侨胞报告回国考察观感(1941年1月5日)

第一次视察云南（1940年7月30日至8月13日）

1940年3月，陈嘉庚代表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在重庆考察一个多月，然后经成都、兰州、西安，于5月31日到达延安访问。6月8日惜别延安，前往山西、河南战区继续考察，于7月17日回到重庆。到重庆后，获悉英国政府接受日本要求，从7月18日起禁止滇缅路运输三个月。陈嘉庚极为焦虑，即往访外交部长王世杰探询究竟。7月24日晚，陈嘉庚应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约，到留法比瑞同学会礼堂演讲《西北观感》，实事求是地谈了自己对延安的良好印象。《西北观感》讲演之后重庆国民党人很恼火，说陈嘉庚“以华侨领袖地位，未免为共产党火上添油”。陈嘉庚则坚持认为，“无论在何处，如有要余演讲回国所闻见，余决不能昧良指鹿为马”。7月27日，陈嘉庚往见蒋介石，蒋介石与之作“恳切之谈话”，次日又约陈嘉庚午餐，“对其受共党之麻醉已深，不胜惋惜”。

陈嘉庚访问延安(1940年5月31日)

7月30日早，陈嘉庚乘飞机到昆明，拟考察滇缅公路。朱家骅、吴铁城、陈树人、叶楚伧、萧吉珊、谷正纲、洪兰友等国民党党政要人及文化机关和民众团体的代表到机场送行。朱家骅告诉陈嘉庚，蒋介石派王泉笙及郑善政作“陪伴”，同往访问西南各省。中午到昆明后，陈嘉庚立即提笔写信给蒋介石说：“钧座拟派王泉笙同来西南，谅必钧座恐余到西南宣传共产党，故派王君来监督。余所言乃据所闻所见事实，凭余良心与人格，决不能指鹿为马。余所要求者，完全为国家民族计，与共产党毫无关系。昨日钧座下问对国民党感想一事，兹敬将所知奉闻，以报盛意：（1）西南运输办理不善，尽人皆知，在新加坡曾多次函电军委会，未悉可达钧座否？（2）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全国经济学社年会，马寅初主席言现时国家如此严重危险，而保管外汇之人，尚且时常逃走外汇，加获五七千万元，将留为子孙作棺材本，几于声泪俱下。（3）西安污吏尽人都知，该市与共党接界，未免使彼等有所借口。以上三害希设法改善，勿使阻碍抗战，万乞注意勿为人所误，至荷至幸！”这封信寄出后王泉笙便没有到昆明来。

滇缅公路

7月31日，到西南运输办事处访龚学遂，了解滇缅公路禁运前后的运输情况。

8月1日，参观西南运输处车库，并了解华侨司机服务及待遇改善情况。

2日，到滇缅公路沿线视察，乘汽车当晚到楚雄。

3日，抵下关，到西南运输医院探视因翻车受伤的慰劳团员蒋才品伤势。

南侨机工

4日上午，到大理，参观大理石工厂;下午，回下关，参观交通部及西南运输处停车场、修理厂，晚，参加华侨机工开会，查知南侨总会赠送的衣服、鞋袜、蚊帐，“多领不足”。

5日，离下关到楚雄。

6日，回昆明。

7日，与龚学遂谈改革滇缅路运输管理的意见。

南侨机工回国参战(1939年2月)

8日，出席西南运输训练学校学生和司机的欢迎会;出席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招待宴会。当晚在昆明广播电台对国内外同胞广播演讲，说前在重庆时曾作过七次广播演讲，这次主要谈两次会见蒋介石的情况和白崇禧的建议。批评政府派往南洋视察的官员，忙于应酬宴会，“实已应接不暇，自无充分时间作实际视察工作”。建议政府应派视学官，负责视察指导华侨学校。还说白崇禧、吴铁城称赞马来亚流行国语。接着报告到下关、大理所见盐业和大理石生产情况，说大理石闻名世界，需要大量投资，用机器大规模开采制造，提醒侨胞注意。

8月9日，到西南联合大学演讲《西北考察之观感及南洋侨胞之近况》，报告南洋华侨人数、义捐、抵制诸项努力，及教育、经济情形，并略述抗战之乐观，勉励学生勤学节约、挑起建国重任，“无论个人、社会、国家、事业的发展全赖‘忠诚信义’四字” 。

西南联大(该图片来自网络)

8月12日，出席昆明各界欢迎会，报告海外华侨积极义捐、抵制日货等情况，还特别提到“南洋鸦片流毒，迄今尚烈”，殖民政府都以“中国尚未禁绝”为借口，不肯严禁。这段话是针对当时云南上层社会盛行吸毒而发的。会后，在答各报记者问时，关于国共两党对立事，他说，未到延安之前，传闻共产党甚恶，亲往西北各处回来，“已明大概，诚百闻不如一见”。谈到中央有一部分人准备消灭共产党时说，“余料现下将官多明大义，决不愿自相杀戮”。还说：“素来对政治为门外汉，不能言，亦不欲言。……唯满清服制之长衣马褂尚仍保留，失革命维新精神，涂唇染指，忘新生活条件，与及十左右岁女童犹守缠足陋习，无兴利除弊决心，此为海外华侨认为奇特，也想不到也”。

8月13日，由昆明乘西南运输处汽车至盘县，晚在某社团讲南洋及西北概况。14日，至贵阳，住中国旅行社。

第二次视察云南（1940年11月29日至12月9日)

1940年11月28日，陈嘉庚从贵阳乘西南运输公司货车，于29日半夜到昆明。

12月1日，往西南运输处，获知重庆已派来两人为视察西南运输委员，另一人大约隔天到。又往见建设厅长张君，问云南对田赋有无增加，数月来对省内运输有无统制，有无向民众派买军米及兼营贸易货物等情况。

2日，往西山佛寺见中央驻昆明管理盐政张绣文，告以闽省食盐统制问题，请张君代电财部改善办法。并告以陈仪祸闽数事，拟联络中外同乡交涉计较，以拯救闽民苦况。晚间往同乡会开会，仍详细报告及商进行办法，并分送各印件。

3日，往西南运输铁工厂，注意查看前告三个月内可完造炭炉代汽货车四百个，有无实现。及查询经理，则云因乏铁板，仅造成三十余个。与中央所派两委员及西南运输所派一委员研议此次沿路进行视察等事，并定次日早上同车起程。而西南运输所派之人，即前下关负责人李某，陈嘉庚“以此人前次欺蔽浪费，心甚不满，不可与共事。乃告龚君另委他人。答现无别人可委，拟电保山主持人，待余到保山时 参加，余应承之”。

是日，陈嘉庚再发一电文给蒋介石：“余明早将同委员沿路视察，从此出国，敬辞。前日在赣州、泰和、桂林呈三电想均收览，迄未蒙覆示。查黔、滇亦无如闽苛政，是则南方各省，独闽民最惨酷，故不能忍心坐视。至战时统制虽需要，如有好公务员则有益，若我国人窃以为有害无益。故不论何省，万祈勿轻施统制，只须严禁囤积，及平定物价，要视官吏肯否奉行。谨贡愚诚，希良裁。”他“虽明知屡言无效，然爱省爱国之心不能自已，再尽最后之忠告，成败均不计也”。

4日，陈嘉庚一行与两委员坐两汽车由昆明起程，指示庄明理等注意沿路，如见某处欠阔或弯曲不妥，抑或有危险性，均要登记，待停车或到站互相查对，是否相同，并告知赵工程师。然沿路所记载，须改善者大都相同，赵君亦承受修改。是晚寓楚雄中国旅行社。越早复启行，午后到下关。复往医院视蒋才品君，仍不能起床，乃与议定不日由医车运送至仰光，经医院长应承，并要派一医生同行。5日，复起行，是晚到永平，寓旅舍。

6日，沿滇缅公路西段行，午刻过功果桥。功果桥长二百余尺，系用钢索吊造，其江水颇浅。自敌机来炸，已在上流距离半公里江水更浅江面更狭之处， 再造一新桥，将竣工，以作预备。此桥免用钢索吊造，系用桥柱，工程极容易，故不惧轰炸。滇缅公路运输自10月18日重新开放后，敌机时常来轰炸，“闻两个大桥多被炸坏，军火减运不少，每天仅可行半日尔”，陈嘉庚“甚为忧虑”。“功果桥较无紧要，惠通桥则甚有关系，因用钢索吊造，若该钢索被炸断，则不能通行，然已被炸断两三条，眼前尚可维持”。但钢索无余存可续，需电美国办买，而敌机尤注意惠通桥。

惠通桥

近晚至保山，寓于旅舍，是晚华侨中学校长某君来见，系广州人。陈嘉庚询以学生数及经费多少，答男女学生四百余人，经费中央年给一十五万元。校长离开后不久，20多名学生来见，说自秋季来此上课，迄今三个余月，计实上课只有一个月而已。原为求学而来，若此未免误其时间，且教师有用广州语教授者。他们“思欲回洋，又因入口及其他不便，实进退维谷”。陈嘉庚劝他们既归来应暂忍耐，他“当劝校长改善”，指出“有此充裕经费，当然不致简陋。或者移来不久，教师难聘，否则决不致如是。观贵校长似亦活泼，若肯认真负责，必不使诸生失望也”。

7日，下午三点多西南运输处、华侨中学及各界在露天开欢迎会。陈嘉庚报告代表南侨回国，及历过各省各情事，约一个半小时。在场男女两学生，晕眩倒地。他说“此地天气最佳(华氏七十度，21℃)，且经午后，何至如是虚弱。余经过十余省，开会百余次，绝未曾见有不健康若此者，希当局注意改善为幸”。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前闻人言，保山为中国瑞士，及到地所见，绝无优美风景可言，仅有天气不甚寒暑，闻终年最冷六十左右度(华氏)，最热八十余度(华氏)。市场虽非小，而街道甚劣，全无修整，汽车虽可通行，震动难堪。店屋亦简陋。且有一种陋习，最阻社会之进步，凡建筑屋宅，无论工人如何延迟，屋主无权干涉，亦不得另雇他人。在街内见新筑未竣一间小医院，约如住宅，可住两家，论普通工程，至多五六个月可完工，闻已动工二年之久尚未告竣，其习俗腐化有如是者。”

8日，鸡鸣时离保山将来芒市，因惠通桥上午九点钟起禁止通行，故须赶早起程。至桥时八点半，陈嘉庚等下车步行桥上，“详细视察桥之两端，近处俱是高山，大约高可五六百尺，敌机来炸许多次，因山高不便低飞，所下炸弹不下千百个。桥边屋舍尽行倒坏，山下各处炸弹痕无数。桥中虽有炸坏，然非要害，修理一两日便竣。唯钢吊绳在右桥头，炸断两条，计该桥两边各用二寸径钢绳九条，虽断两条，尚有七条。据赵君言，如有四五条尚足通行。桥长仅八十公尺，桥下江水缓流不急，自水面至桥板，高三十英尺”。他问“赵君江水涨落相差多少?答终年如是，相差少许。又问流水急慢如何?答亦不甚急激”。“自敌机来炸之后，交通部经鸠工从两桥头开斜路至水面，拟用渡船运货车，可免专倚靠该桥。以三十尺高之斜度，便至水面，路途不过半公里外。若有渡船可通，该惠通桥纵或被敌机炸坏，亦无关紧要。而敌人极力轰炸许多次，尚未甘休，亦是愚笨。所可怪者，西南运输处两要人，但知桥坏有运输不通之危险，竟不知虽炸坏，绝不至阻碍运输，有何危险可言。而身负抗战军运之重任，不曾到地履勘，昆缅往来只坐飞机从天上过，安能知晓实际状况乎?”

“惠通桥两边均立碑揭示蒋委员长严令，禁止各车辆非时过桥，每天由上午九点钟起，至下午三点钟止，并说明该时间防敌机来炸，故须停止通行。距离桥头两端数百步，并设有闸架，查其原因，为恐敌机常于该时间内来炸，货车适运到桥上有被炸之虞。然该桥长仅八十公尺， 运货车瞬息即过。且车夫如闻(飞)机声，定驶往树下可闪避之处，何致在桥上被炸，此乃普通人所能晓。兹乃禁止该时间内通行，未免致使两端货车连接许多辆在路上等候。如敌机来炸，岂不更觉危险，无乃安危倒置乎?况该段路程甚崎岖，夜间不便通行，日间又减少半日，阻碍军运不少，真乃一举两失。我国人常识浅陋，而负责人亦如是，妄报上峰下此禁令，可胜叹哉!”

惠通桥(该图片来自网络)

8日下午到芒市。在招待所接到蒋介石复电两份，一说：“来电收，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又一说：“昆明来电巳收。”陈嘉庚认为这两电，“一无关系，一则护恶讳疾”，“复禁余勿言，其主意莫非陈仪握权，职居刀俎，而闽民应当任其鱼肉乎”?

在视察公路期间，到一城镇得知有一名华侨车夫无辜被运输处关在黑房里已三天，受尽虐待，既非常气愤，又感伤得流了泪，心想：我号召人家回国服务，想不到竟有这种令人痛心的事发生。立即拿出五十元给这车夫买衣服，并交一千元给侯西反，要他在返回昆明的沿途上到医院慰问华侨车夫，每人赠一二十元。

在《南侨回忆录》中，陈嘉庚写道：“昆明龚主任，前次对余应承，改良运输三件事，准在一个月内各站实行。余此回沿途所见，仍旧腐化绝无改革一件。是晚在芒市，与中央两委员，及保山运输主持人等开会。余言沿途视察已告终，明天将离别，对于改善路政，如若干处路面须增阔，又若干处弯曲，亦须修妥，及某某处有危险性诸项，赵工程师逐一接受，云当积极改善。至管理运输腐化事，此条龚主任既食言，希望刘委员回渝报告，设法改善。余待到仰光，电请蒋委员长，如获同意，则留侯西反、庄明理二人，尽数月义务帮助改妥。又各运输处各立门户，同为政府服务而不统一，不但人多费大，所需各物不相周转，甚至互生意见。车夫亦无一律牌号，由各机关自编号码，如西南运输之车，自行列号，交通部之车亦然。凡途中相撞触，发生争执无从裁判。车夫既乏相当惩戒，更任意不守路规，故翻车、冲突、损伤等事，无日或免，损失之巨何只数倍。西南运输两年间，置新货车三千辆，现仅存可用者不上一千辆，每辆平均仅用六个月而已。若南洋货车，每辆至少可用五六年。虽无乌油路面，亦不应如此速坏，此完全由管理无方所致。予并将管理腐化各条告知刘委员，请其回渝报告当局。”

9日，离芒市来畹町，入市午膳。“见西南运输车场，有数辆货车，均名华侨先锋队。视该车甚陈旧，似乎已用过数年，然该车系本年春初，始由西南运输处请求，并电行政院同意，由南侨总会捐买一百辆，费新加坡币二十余万元，对英政府声明系在缅界内需用，故免由逐月义捐汇款内抵扣。四月杪在仰光交车，添造车斗至六月间完竣，开始运货。迄今仅五六个月，何得如此陈旧。至先锋队之名，乃西南运输处所编号，前曾函渝告余，故知之。该车后来多有运至昆明者，不但行缅甸而已。庄明理君同余至仰光，即将回昆明，余嘱其沿途调查此华侨先锋队，一百辆车现存若干辆。一月后接庄君自昆明来函，云仅存可用者廿三辆，其他七十七辆有损坏者，有乏附属品可修理者。又其年秋间复买赠货车一百辆，计是年共赠二百辆，而后来之一百辆不知下落如何。南洋华侨募捐款项，多由零星凑集，如百数元，或十元八元一元两元，辛劳工作积少成多，非是向资本家一呼便集之容易措办。而彼辈公务员，则视若泥沙，上峰复委任不晓事、不负责之私人主持此抗战重要之军运，可胜叹哉”!

午膳后即起程，离我国界而入英缅界，晚后至腊戍，旅舍皆满，后三人共寓一所，非房非厅。

10日下午，到旧缅京瓦城，在福建会馆和华侨筹赈会作简短讲话。次日，又发一电给蒋介石，谈改善滇缅路运输事，说：“路中凡太狭及弯曲危险者，要速改，西南运输管理无方，车机易坏，运输减少。前龚主任许速改善，迄今数月仍旧腐化，急待改善，现每天禁半日不许通车，实极错误。”12日晨到达仰光。为使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工作得到确实改善，指定庄明理为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代表，留在仰光工作，并嘱咐庄办几件事：(1)滇缅公路狭窄陡险的地方要修;(2)购置五百辆货车;(3)修路所需之柏油国内很缺，由南侨总会供给，民工由西南运输处负责组织;(4)由南侨总会出钱，由庄在仰光购买一批保养洗刷车子用的工具;如水管子、打水机、铲、刷等回国。15日，在仰光华侨欢迎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报告，详述回国访问经过、最近抗战形势及必胜的道理，勉励华侨“更加努力，多寄家用及义捐”。并以极其乐观的语气向与会侨胞提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第三次视察云南（1955年10月）

1955年10月，陈嘉庚在云南贵州两省考察，重点了解民族工作。日期和行程未见具体记载，但从《陈嘉庚在归来的岁月里》之“祖国万里行”和1956年初发表的《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一文可知考察的大概内容。

陈嘉庚(1955年)

陈嘉庚在考察报告中指出：云南有36个民族，贵州也有20多个，彝、苗、布依、傣、侗、白等少数民族分别占两省人口的32%和25%。长期以来，民族之间隔阂很大，历代统治阶级无力处理甚至扩大这种隔阂，结下了千年仇恨，形成大民族住城镇，次民族住小集镇和农村，弱少民族则被迫散居于深山偏僻之处。这些弱少民族，唯一的生产工具是镰刀，春天砍伐草木烧成灰，播种后就坐等收成，称为“刀耕火种”。这种生产方式产量低，对山林破坏又大，而且二三年后，又要转移到有草木的新地方耕种;没有衣穿，披着羊皮御寒，生活极端穷苦。边疆民族还有一个特点，国内有此民族，国外也有。如傣族，在我国与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的交界处都有。他们的民族界限很清楚，但国家界限就不很清楚，帝国主义就是利用这个特点在边境进行种种煽动，制造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民族纠纷，以售其奸。因此民族工作在这两省是件复杂又必须做好的艰巨工作。

陈嘉庚通过听取介绍，与省长和有关人员交谈，实地考察和参加少数民族举行的文艺晚会等活动，认为两省的民族工作是取得成果的。他有几条较深的体会：一是两省均提出“民族团结”“团结对敌”的口号。认为团结包括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本民族内部的团结。只有团结一致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才能对付帝国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挑起的民族仇恨和边境纠纷。二是民族政策最重要的是民族平等、友爱、互助。不管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对待和友好互助。现在各级自治政府、各个农业社都有不同民族干部共同工作，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汉民族承担着大力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义务，包括支持各种生产工具、种籽、改进耕作方法，解决衣物日用品需要;开办医院、卫生站、中小学校，为他们治病，提高文化水准。三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建立自治组织，自己当家作主，让本民族的人，用本民族语言，办本民族的事，这是民族政策最关键的一环。

1955年祖国万里行

陈嘉庚在《1955年考察报告》初稿的序言中写道：“由于政府推行正确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洽相处，共享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乐趣。对政府各种政策均极力拥护，现在致力于生产建设。”

【参考文献】《南侨回忆录》《陈嘉庚年谱》《陈嘉庚言论集》《陈嘉庚在归来的岁月里》